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她说：“我要把身体上所有能引发炎症、影响我肝病研究的器官全部清除！ 陈菊梅1925年出生在浙江天台的一个穷苦家庭。家里五个兄弟姐妹，父亲靠打银器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巴。尽管条件艰苦，她从小就刻苦学习，1945年考进浙江医学院医疗系，迈出了医学之路的第一步。1950年毕业后，她先在上海市立第二人民医院当实习医生，后来成为住院医师。1954年，她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传染病学留学生，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深造。她成绩优异，提前拿到医学博士学位，1958年回国后加入解放军302医院——这所全国唯一的军队传染病专科医院，成了她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302医院，陈菊梅全身心扑在传染病诊治和研究上。20世纪60年代，中国流行性乙型脑炎肆虐，很多患者即使康复了，也落下神经系统后遗症，行动慢吞吞，说话都费劲，生活质量一落千丈。她不甘心看着病人受苦，跑到病房观察病情，翻遍了国内外文献，没日没夜地钻研。她发现传统治疗效果有限，就大胆尝试鞘内注射法——通过腰椎穿刺，把肾上腺皮质激素注入脊髓鞘内。这个方法听着挺吓人，但效果惊人，成功治好了不少后遗症患者，也为国内脑炎治疗打开了新思路。 到了1972年，陈菊梅47岁，正值事业巅峰。当时中国病毒性肝炎疫情严重，每年几十万人因此丧命。作为302医院病毒性肝炎研究组的组长，她压力山大。她注意到，患者血清转氨酶值高跟病情恶化关系密切，找到降酶药成了救命的关键。可她自己身体却不争气，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和牙病让她经常生病，研究老是被打断。为了不让这些“拖后腿”的问题影响工作，她下定决心：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把满口牙全拔了，彻底清除可能引发炎症的隐患。 这个决定一出，周围人都炸了锅。家人劝她别冒险，同事觉得她太极端，可她态度坚决：“如果能救更多人，这些算啥？”手术那天，她挨了好几刀，术后没歇多久就回了实验室。她的付出没白费，通过研究数百份病历和患者来信，她发现五味子能有效降低转氨酶水平。后来，她带头研发出以五味子为主的新药，让慢性重型肝炎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这一步，不仅救了无数病人，也让她在肝病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 陈菊梅的选择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敬佩她的牺牲精神，觉得她是为了科学和病人豁出一切；也有人觉得她太偏激，拿自己身体开刀风险太大。她自己倒没多想，只觉得这是必须做的。她用行动证明，只要能推动研究、救人命，个人得失不算啥。她的坚持，让人不得不佩服，也让人忍不住想：换成自己，能不能有这魄力？ 陈菊梅的奉献精神贯穿一生。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她已经78岁，却临危受命，主持北京首次非典患者专家会诊，还主编了全国第一本《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为抗疫提供了科学依据。2008年汶川地震后，83岁的她不顾年纪大，亲自赶到灾区，提出防疫建议，确保灾后没出大乱子。到了90多岁，她还每周五天坚持看诊，始终把病人放第一位。2015年，91岁的她才正式退休。2021年11月5日，她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她走得低调，按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作为一个医生，陈菊梅的故事让人既震撼又感慨。她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场，这种极端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不被提倡，但放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疫情肆虐的年代，她的决定有其特殊背景。她不是为了出名或证明什么，而是实打实地想救人。这种纯粹的初心，在现在这个讲究效率和功利的时代，反而显得更珍贵。她的研究成果，比如五味子降酶的发现，直接救了无数肝炎患者，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