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按照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这位科学家的遗体，结果发现他周身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已经长的比心脏还要大。 消息传开，整个航天系统都为之震动。就在半年前，这位四十七岁的航天工程师，罗健夫，还在陕西临潼的实验室里，一手拿着铅笔在图纸上勾勾画画，一手调试着精密的仪器。 没人知道，这个总是穿着朴素中山装、话语不多的技术骨干，身体里早已打响了一场悄无声息却惨烈至极的战争。 那是1981年的秋天，正当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进入攻坚阶段，罗健夫开始察觉到胸部隐隐作痛，咳嗽时甚至带上了血丝。 他悄悄去了医院，一张写着“淋巴癌晚期”的诊断书，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了心头。 他没有声张，没有告诉领导同事，甚至没有告诉家人，只是默默地将那张薄薄的纸片塞进了裤兜，仿佛这样就能把病魔也一并锁住。 从北京回来，病情在加重。白天，他一手顶着胸口钻心的疼痛，另一只手依旧稳稳地操作着机器，调整着线路；晚上，别人进入梦乡时，他却常常一边翻阅着厚厚的技术资料，一边偷偷熬着中药，试图用那苦涩的药汁，去抵挡身体里癌细胞疯狂的进攻。 同事们只是觉得，“老罗”那段时间脸色不太好，干活时总下意识地按着肋骨，劝他去好好检查，他总是咧嘴一笑，摆摆手：“老毛病了，不碍事，贴块膏药就好。” 直到1982年春节前夕，他实在是疼得连焊枪都拿不稳了，才在单位领导的再三催促甚至可以说是“押送”下，去了西安的大医院。 X光片的结果，让经验丰富的医生也倒吸一口凉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淋巴结肿大得如同串串核桃。 生命的时钟已经进入倒计时，罗健夫却像一颗即将燃尽的流星，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他把病床当成了新的战场，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就让同事把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和技术资料带到病房。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把自己脑子里那些尚未成熟的想法、那些关键的技术细节，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 有一次，一位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来看他，本想问几个技术难题，可见他疼得满头大汗，实在不忍心开口。 罗健夫却看穿了他的心思，主动让人拿来图纸，从设计逻辑到每一个尚未标注清晰的细节，再到调试中可能遇到的棘手问题，他强忍着剧痛，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声音嘶哑，额头上汗珠滚滚，却目光炯炯。 这位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烂了的党员，正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践行着保尔·柯察金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罗健夫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了科研而燃烧。他193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家境贫寒。 1951年参军，在部队里，他就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愣是靠着业余时间自学完了高中课程，并在1956年成功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 大学毕业后，他的人生轨迹几经辗转，从最初的原子核物理，到后来的计算机电源、半导体设备，再到图形发生器的设计，每一次专业的转换，对他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但他总能凭借着那股子“钻”劲和“拼”劲，迅速成为行家里手。 1969年，他随单位从北京迁到临潼，接手了图形发生器的研制任务。 那时候，国内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图纸，没有样机，甚至连相关的技术资料都少得可怜。 罗健夫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也明白它对于国家微电子工业和国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他把铺盖卷搬进了实验室，用三合板搭了张简易床铺，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就着咸菜，困了就在冰冷的仪器旁眯一会儿。 同事们都说：“老罗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不合眼，晕倒在示波器前也是常有的事。 正是凭着这种忘我的精神，他和团队硬是在1972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国内空白，比国外同类产品问世还要早半年，为我国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荣誉接踵而至，1978年，他参与研制的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但在名利面前，罗健夫却总是往后退。 申报科技成果奖，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奖金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购买专业书籍送给年轻同事；组织上几次想提拔他担任研究室主任，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理由是“我不当‘官’比当‘官’更有利于科研事业，让我集中精力多做些具体工作吧！” 就连1977年单位调资，他了解到名额有限，也主动找到组织，表示自己是党员，应该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志。 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的事业，装着团队的进步，唯独没有他自己。 1982年6月，罗健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他弥留之际，依然牵挂着未完成的Ⅲ型图形发生器的设计，并嘱托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信息来源：学习时报《中国式的保尔”罗健夫》 新华社《祖国颂·声波里的中国航天｜走在时间前面的“罗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