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在生命的尽头，对妻子邓颖超说:“小超，西花厅是国家和政府给总理办公的地方，让我们住在这里。我不在了，希望你也不要住在这里。”
一个钟敲响，夜幕徐徐降临，夕阳余晖透过窗棂洒落，在病房内投射出一池温暖的光芒。
1976年，周恩来总理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渐暗的天际线，面色憔悴，但眼神坚定而有神，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轻轻握住坐在一旁的妻子邓颖超的手。
"小超，西花厅是国家和政府给总理办公的地方，让我们住在这里。"总理低声说，"我不在了，希望你也不要住在这里。"
邓颖超睁大眼睛，欲言又止，她明白总理的用意，但思绪万千，说不出话来，西花厅对他们俩而言，可不只是一处办公之所，更是生活了26年的家园，留下太多太多难以割舍的回忆。
一年前，就在这座厅堂中，邓颖超曾泣不成声地告知身边工作人员："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恩来同志得的是癌症，是不治之症。"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笼罩上一层无形的阴影。
随后的一年里，总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即便如此，他依旧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的折磨，生怕给医护人员添麻烦。
有一次，他在睡梦中突然被病痛惊醒，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护士："我喊了没有？"面对护士的安慰，他仍是摇了摇头，一声未发。
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漫长的抗疫期间，总理几乎从未向亲朋好友吐露过一句牢骚或不满。
反之他时常体贴入微，将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减轻他人的负担上，1976年1月，当他意识到自己病入膏肓，离世在即时，便对周围的医生说："我不想再麻烦专家们了，他们应该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为更多的人治病。"
生命的最后时光，总理亦体现出对国家和人民的热忱与执着，在他最后一次住院前夕，他一如既往地留在了西花厅，因为对于他来说，西花厅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他与革命同路人们并肩作战的战斗岗位。
当这份忠诚与热爱化作遗言时，总理却没有将它寄予亲朋好友，而是嘱咐妻子邓颖超要远离这片熟悉的土地，不难理解，在他的心中，妻子作为一介平民，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别，不应继续驻扎于这处高官办公的所在。
于是在总理逝世之后，邓颖超按照先生的遗嘱，亲口吩咐秘书："发电报，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广播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不许来京。"
她解释道："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
邓颖超不仅严格遵守了总理的遗志，更将其视为修身之本，并以身作则，为了节俭开支，她要求工作人员不要为总理准备新衣，而是选择"几件他平时最喜欢又好一点的衣服"。
当工作人员把总理生前的中山装和旧布衣裤拿来时，她含着热泪，轻声点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人民的钱。"
更令人动容的是，为了避免骨灰占地，总理生前曾吩咐，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撒向天空和水域。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火化后的邓颖超亲手将总理的骨灰装进四个袋子，并将它们分别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黄河入口处，正如许多身边人曾评论的那样："这正是恩来同志的风格。"
细细回想，我们不难发现，周恩来一生行事都秉持着一种高于常人的操守和追求，早在年轻时，他就为自己制定了十条严格的家规，规范自己以及晚辈们的生活作风。
这其中包括不允许家属为了探视而请假，不许使用公家汽车，不能拿总理的名号谋取私利等等。
面对逝去的生命，他依旧如此坚持做到这些，这源自他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执著追求，也体现了他一生奉行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处世哲学。
回首往事，仿佛亲耳听到总理最后的嘱托："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句话犹在耳畔，彰显出总理至死不渝的奉献和关怀。
总之，周恩来总理临终前的嘱咐和安排，不仅折射出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眷恋，更彰显了他一生清正廉洁、敬业务实的品质和精神。
这种高尚的情操和严于律己的品格，正是我们应当时刻铭记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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