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6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翁瑞午，1899年生在江苏吴江，家里背景不简单，父亲是晚清大员翁同龢的门生，官至广西梧州知府，家藏字画无数。他从小泡在书香里，学啥都快，书法、绘画、诗文样样精通，还迷上了京剧，专攻旦角。扮上戏装，台风优雅，连梅兰芳都夸他有天分。更别提中医推拿，18岁就在上海开了诊所，病人挤破门，名气大得不得了。 那天旁听席坐满了人，女大学生母亲攥着状纸的手直发抖，翁瑞午穿件旧长衫低头站在被告席，鬓角的白发比半年前见着时又多了些。法官刚问他认不认罪，他刚开口说“我……”，就见那姑娘突然从证人席站起来，嘴唇咬得发白：“是我自愿的，怀孕跟他没关系。”全场人都愣了，她母亲当场气得拍桌子：“你糊涂啊！”可姑娘低头盯着地板，眼泪吧嗒吧嗒掉，就是不再说一句话。 明眼人都知道，这翁瑞午虽说上了年纪，可当年在上海滩那也是风云人物。早年间他跟陆小曼打得火热，给人家推拿治病、代购鸦片，虽说顶着“知己”的名头，可外头谁不知道他对陆小曼那点心思？解放后他日子没从前滋润了，可架不住一身本事和老关系，等闲人还真不敢招惹。那女大学生才20岁，念的是师范学校，据说去他诊所看病时被哄骗了。现在闹上法庭，眼瞅着要定罪，她却突然改口，您说这里头能没猫腻？有人背地里嘀咕，是不是翁家托了关系给姑娘施压，又或者姑娘家怕闹大了影响名声，毕竟在那会儿，未婚先孕可不是小事儿。 但咱得往深了想，翁瑞午这事本质上就是仗着自己有点地位和本事，对年轻女性动了歪心思。旧社会里，像他这种有背景的文化人，总觉得自己风流韵事是雅趣，根本没把道德和法律当回事。您看他早年跟陆小曼的事儿，虽说陆小曼是自愿，但他有家有室还纠缠不清，本就不地道。现在对女大学生下手，更是错上加错。可最让人唏嘘的是那姑娘，在法庭上突然揽责，不管是出于压力还是无奈，都透着弱者在强权面前的无力——她知道一旦定了罪，翁瑞午的名声和家庭可能毁了，可自己的名声和未来又该咋办？在那个年代，女性要扛住社会舆论和家庭压力，太难了。 有人可能觉得，这姑娘糊涂，该坚持告下去。可设身处地想想，1955年刚建国没多久，封建残余还没完全肃清，女性维权的渠道和意识都有限。翁瑞午虽说没了旧时的官威，可人脉和声望还在，普通人家跟他打官司，难保不担心后续报复。再说了，当时的法律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是否真能完全抛开人情世故？这事儿表面上看是个人道德败坏，背后折射的却是新旧社会交替期的权力不对等——有地位的人总想着钻空子，而弱势群体维权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