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000多日军压过来。吕正操通知撤离时，朱占魁正啃着玉米饼子，笑着说：“告诉各营该开饭开饭，鬼子来了照打不误。” 朱占魁这个人。他是河北安次小益屯人，生在一个讲究老理儿的农家。祖上跟义和团有点关系，从小耳濡目染，打心眼里就憎恨外敌。小时候混过戏班，也干过吹鼓手，后来投奔地方武装，靠着一股子胆劲和脑筋，拉起了自己的抗日队伍。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占魁自告奋勇，拉起几十条枪就干，最早从破坏铁路起家，后来被吕正操收编，几年下来，从团长、支队长一路干到分区司令，手底下最多的时候上万人，队伍里五花八门，既有红枪会的老把式，也有各村的壮小伙。这支队伍在冀中，那是出了名的“敢打、能打、狠打”，就连日军内部档案都记着朱占魁的名字，专门下命令“重点清剿”。 要问为啥朱占魁那么敢说话？说白了，就是这人一辈子靠打仗起家，仗打得多了，胆子也大了。可惜战争这东西，经验是宝贵，但光靠老经验还真不行。 这就到了1941年这场三台镇的生死关口。 那年六月，正赶上雨季，地里都是烂泥巴。日军这次动静太大，不仅兵力多，还头一次玩起“拉网式扫荡”，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一字排开，一步步收缩包围圈，庄稼地、坟地都不放过。按吕正操的说法，这就是“篦头发”，篦一遍不行还得篦第二遍。 吕正操接到情报，觉得不对劲，连夜给朱占魁打电报：“分区必须提前转移，留机关主力，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可朱占魁想的是，这些年打日军，见多识广，没必要自乱阵脚，部队太大动作还容易暴露目标。他那会儿边吃饼边叼着烟袋锅子，几乎是带着点开玩笑的语气：“没啥大不了，该干嘛干嘛。敌人不敢夜战，等天亮再说。” 这里头其实有两层心理。第一，朱占魁确实打了不少胜仗，尤其擅长夜间伏击和袭扰，觉得日军不外如是。第二，也是更深的隐忧，就是怕主力一撤，百姓没了主心骨，自己在分区的威信也要打折扣。这种心结，其实很多指挥员都会有。 不过，日军不是吃素的。这一次，他们兵分几路，从通县、高碑店、香河、宝坻一线齐头推进。更绝的是，晚上也不歇气，直接在车站间搭梯下火车，天黑摸到八路军眼皮子底下，还搞了铁壁合围。白天看天上飞机侦察，晚上地上探照灯一照，真是天罗地网。 局势很快就变得紧张。分区机关加上一部分战斗部队，勉强带着几百人往西南转移，想避开主路。天还没亮，队伍就在三台镇外陷进泥塘沟，刚准备喘口气，前方侦察兵回来说：“村口有大队日军，背后也发现敌人。”这一刻，大家心里都明白，可能要被夹在中间了。 朱占魁到这会儿，还想的是能不能借着地形组织防御。可冀中平原一马平川，地势低，想挖壕沟都不容易。日军火力又猛，尤其机枪直接架在高地砖窑上，八路军战士们拼命顶着枪林弹雨反击，真是血战。打着打着，朱占魁才发现，敌人明显就是来围歼的，根本不是一般的扫荡。 突围，这时候成了唯一的活路。朱占魁临时分成几路，亲自带人往北杀出去。泥地里能跑的就跑，负伤的只能靠老乡和同志们相互搀扶。战场上惨烈，后来留下来的回忆和数字都很清楚，六百多人的队伍，活着出来的不过一百人左右。新城县长王星也在战斗中牺牲，伤员不少被当地百姓藏在麦垛和地洞里。村里老太太、媳妇冒着枪声给伤员送水送饭，这些细节是真实的，也是中国老百姓在战乱中表现出来最淳朴、最感人的一面。 朱占魁突围出来之后，人也蔫了许多。有人说，打了那么多年仗，头一次真正体会到啥叫“侥幸心理要不得”。事后总结，这场仗输得其实不冤。一是低估了日军的新战术，二是没有把情报放在首位，三是判断形势还用老眼光。战争是最不讲情面的，你以为的“保险”，其实就是陷阱。 吕正操知道战况后，一声没吭，带着队伍继续转移。冀中根据地损失很大，白洋淀一带一度成了孤岛。日军飞机撒下传单，满天说“全歼八路”，可乡亲们谁都没信，因为战士们又慢慢回来了，游击队和百姓一起重建根据地。这就是冀中平原的坚韧劲头，打不死、扫不净，总有后路。 说回朱占魁，他这次大伤元气，威信受到影响。可老百姓和部下，依然认可他有胆有识，也理解他这次是真的轻敌了。历史上对朱占魁争议不少，有人说他太自信，有人说他能打仗，事实就是这样，没什么完人。他后来被俘又逃回，根据地、国统区、监狱都待过，但抗战那些年，他确实是个一线的能人，带着乡亲们拼过命。 三台镇一战，也给了冀中八路军极大的教训。此后，地道战、地雷战、分散游击这些战法，全是吃过亏、摸索出来的。战场不是比谁嘴硬，比的就是谁能吸取教训，谁能把经验和教训都用在下一仗。 平原上的战争，说穿了，就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但中国老百姓、指挥员、战士们能在风雨里挺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有盏灯，无论环境多恶劣，信念和坚韧都不会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