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18岁的山田喜美子在53岁的张大千面前褪去衣衫，红着脸说：“先生，拜托了！” 1952年初春，东京偕乐园的一间画室里，18岁的山田喜美子站在一张画布前，轻轻褪去衣衫。她红着脸，说了一句：“先生，拜托了。”对面的张大千放下毛笔，点了点头。 时间倒回一年多前，张大千为了筹办画展来到日本。那时候他已五十三岁，画名远扬，行李中除了画具，还有长期旅居生活所需的用品。松下大二郎是他合作多年的材料商人，见张大千准备久留，便在自家会社楼上腾出一间房，又配了两个女佣伺候生活起居。 最初照顾张大千生活的两个女佣，一个叫伊东，一个叫山田喜美子。几个月后伊东辞职，山田便独自承担起所有事务。她动作麻利，说话得体，即使张大千听不懂全部日语，也能领会她的意思。 山田出身普通家庭，父亲是乡下寺庙的住持，家中清贫，却自幼耳濡目染，对书画充满兴趣。她无意成为艺术家，却能一眼分辨好画与劣作。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东京，在松下会社找到工作，才有机会接触到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 起初她只是奉命送水、扫地、洗衣、做饭。后来，张大千开始请她帮忙铺纸、准备画具，偶尔还让她站在一旁做人体结构的观察对象。再后来，他向她提出能否脱衣做模特。她愣了几秒，点头同意。 那以后，张大千的画室里多了一组固定的构图：一位少女、半裸、静立，神情安定。山田并不觉得羞耻，她已能分清艺术与私情。可旁人看见，未免多想。 这段关系最终传到了远在巴西的徐雯波耳中。徐雯波是张大千的四姨太，比他小了近四十岁，当年还是学生时便跟随他出国生活。这回，她不动声色地买了船票，出现在东京的宾馆中。 张大千知道她为谁而来，本以为风波难免，结果却出人意料。徐雯波见了山田喜美子，只寒暄了几句，既未指责，也未撕扯。接下来的日子，她继续在东京陪伴张大千，甚至每周选一两晚，让张大千住去山田那里。 画展如期举行，作品卖得不错，张大千又购入一批高档材料，准备下一批创作。他给山田买了一条海水蓝宝石项链和一个巴西鳄鱼皮手袋，作为模特与伴侣的报答。山田没有拒绝，默默收下。 之后几年，他频繁往返各国，但每次来日本，总要先住回那间会社楼上的房间。而每次到达，总是山田亲自接站、收行李、烧茶煮饭。两人的交流仍旧有限，靠着词典与笔谈，但感情反而更浓。 离别总是匆匆，他每次离开，都会留下一封信。离开后，每周一封情书寄往东京。山田回信寥寥，但他仍坚持不懈。若一个月收不到信，他便托松下派人去探望。 有一年冬天，他连续寄出三封信无果，才知山田患病回乡，便立刻托人送去补品和信件。后来山田痊愈，给他写了长信，他收到后高兴得整晚未眠。 转眼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张大千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逐渐减少远行。他曾数次写信邀请山田来巴西同住，山田却一直未答应。她说父亲年迈，家中离不开人。 张大千叹了口气，不再提此事。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后来彻底断了音讯。山田没有离开日本，也未再雇于他人家中，只在寺庙附近的小屋独居，靠缝纫和打零工度日。 有人曾问她为何不嫁人，她轻轻一笑，没有回答。 2014年，82岁的山田喜美子病逝，身后留下几封旧信和几幅未装裱的画像。信纸泛黄，画面清晰，那是她年轻时坐姿、侧影、回头望的瞬间。 2018年，浙江大学展出“张大千出版文献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二十多封私人情书，署名“山田喜美子”。展览并未介绍太多背景，只陈列信件与画作。一位观众看完后悄声说：“像极了一段没结局的爱情。” 其实，这段故事早在那个画室的春日午后，就已悄然开始，也在那里静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