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波兰小镇瓦多维采，两名女孩的命运在瞬间被改写。安娜和玛丽亚，一个18岁，一个17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胜过姐妹。她们的家乡，曾经平静而安宁，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混居，人口不到一万。然而，德国入侵后，一切都变了。小镇被改了德文名，德军的皮靴声成为街头的主旋律，波兰人如履薄冰，犹太人则被成批抓走，送往集中营。
安娜家靠种地为生，父亲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起早贪黑，但地里的收成却被德军抢走大半，家里常常只能靠土豆汤糊口。母亲佐菲娅忙于照顾一家老小，手边几乎没有余粮。安娜不得不帮忙干农活，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玛丽亚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安杰伊在纺织厂干活，厂子被德军接管，专门给军队做衣服，每天累得筋疲力尽。母亲海伦娜在家洗衣服、补破洞，偶尔换点吃的回来。玛丽亚有时也去厂里帮忙，搬布料、干杂活。
曾经，她们在镇上的学校上学，但德国占领后，学校要么关闭，要么改教德语。她们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晚上在家偷偷学习，借着微弱的油灯抄课本，轮流教对方。镇上的犹太邻居渐渐消失，她们出门时总是低着头，生怕惹上麻烦。
1943年秋天的一天，安娜和玛丽亚从集市弄了点土豆和面包，急匆匆往家赶。半路上，三名德军士兵突然冒出来，拦住了她们，声称要检查她们是不是犹太人。士兵们态度恶劣，眼神里满是轻蔑，像看牲口一样看着她们。安娜和玛丽亚赶紧掏出身份证明，说自己是波兰人，但士兵根本不听，粗暴地命令她们脱衣服。周围的人都不敢吱声，谁都知道，多管闲事可能会搭上性命。
两个女孩无奈之下，只能解开外套，寒风吹得她们瑟瑟发抖。士兵们粗手粗脚地检查了一通，确认她们没有犹太人的标记后，才放她们离开。安娜和玛丽亚吓得魂飞魄散，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回到家后，安娜扑到母亲怀里痛哭，玛丽亚则靠着门喘气，家里人都气得不行，但又能怎么办呢？那年头，德军就是土皇帝，谁敢顶嘴就是找死。
这件事对两个女孩来说，简直是噩梦一场。德军士兵那副嘴脸，谁碰上都会感到恶心，他们根本没把波兰人当人看。那一刻，安娜和玛丽亚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恐惧，但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忍着。
这次遭遇让她们长了记性，之后出门更加小心谨慎。1944年，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华沙起义被镇压，德军的报复更加残酷，街上巡逻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她们尽量一起行动，把东西藏在衣服底下，低着头不敢多看一眼。家里人也反复叮嘱她们，千万别跟德军对着干，能躲就躲。
然而，她们并没有被吓倒。晚上，她们依然点着油灯学习。安娜喜欢写字算数，玛丽亚对医学感兴趣，她们互相鼓励，坚信总有一天能够熬过去。尽管家里条件艰苦，吃的少，但她们靠着这点希望撑了下来。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瓦多维采，德军狼狈逃窜。安娜家挺了过来，玛丽亚的父亲虽然瘦得皮包骨，但总算还活着。战后的生活依然艰苦，物资匮乏，但至少她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安娜后来考上了师范学院，成为了一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玛丽亚则进入了医学院，学习为人治病。她们都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她们从未忘记那段经历，经常向人们讲述战争的残酷，提醒大家和平的珍贵。她们还加入了历史协会，逢年过节去纪念碑缅怀过去。她们的故事在镇上传为佳话，成为乱世中普通人坚韧不拔的象征。
安娜和玛丽亚的生活，与我们如今的生活相比，简直无法想象。安娜家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吃饭就靠一张破木桌，碗里大多是土豆汤配黑面包。衣服破了补了又补，鞋子磨穿了也无钱更换。玛丽亚家也一样，父亲每天步行去厂里，回来累得不想说话。母亲攒点东西换吃的，家里连个像样的锅都少见。
出门时，她们必须带上身份证明，德军随时可能检查。集市上物资匮乏，能换到点土豆就算运气好了。晚上学习时，连油灯的油都舍不得多用，抄课本的手冻得发僵。镇上气氛死气沉沉，谁也不敢大声说话，生怕被德军盯上。
但她们也有开心的时候，比如两人分一个苹果，或者聊聊未来想做什么。那点小小的希望，在当时比什么都珍贵。战争让她们早早懂事，但也磨砺出了她们的坚韧。
在二战的宏大叙事中，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对于安娜和玛丽亚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阴影。德军士兵的态度，赤裸裸地展示了占领者的傲慢与残忍。他们不是英雄，只是一群仗势欺人的家伙。当时的波兰，这种事遍地都是，普通人被踩在脚下，连尊严都难以保全。
安娜和玛丽亚之所以能够挺过来，不是因为她们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她们从未放弃。战争把人逼到绝境，但也逼出了人的骨气。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多难，咬咬牙总有出路。历史已经翻篇，但这样的事不能忘，必须让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