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梁思成愤怒地对西南联大校长说：“想把学校建成茅草屋，你去找农民，找我干嘛！”校长的回答让他落下泪来。 1937年，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北平、天津的大学保不住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收拾行李，一路颠簸南下，最后在云南昆明凑到一块儿，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刚到昆明时，学校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师生只能挤在租来的民宅里上课。梅贻琦当校长，眼看着这帮教授学生窝在破房子里，心里急得不行。他知道，要让学校撑下去，得有个像样的校舍，哪怕简陋点，也得有个窝。 这时候，梅贻琦想到了梁思成。梁思成是谁？国内顶尖的建筑学家，和他老婆林徽因一块儿，那是建筑界的黄金搭档。梅贻琦心想，请这两位出手，学校的脸面和里子都能保住。于是，他找到梁思成，说：“老梁，帮帮忙，给咱们学校设计个校舍吧。” 梁思成一听，挺高兴。他和林徽因都是有理想的人，觉得教育是国家的命脉，校舍得体现出这份尊严。俩人熬了好几个通宵，画出一套图纸：高楼、教室、图书馆，现代化的设计，看着就提气。梁思成把图纸交给梅贻琦，满以为能干一票大的，结果梅贻琦一看，皱着眉头说：“设计是好，可钱不够，能不能简单点？” 梁思成没抱怨，明白战时日子不好过。他回去跟林徽因一商量，把高楼改成平房，砖墙换成土墙，尽量压成本。改完再拿给梅贻琦看，校长还是摇头：“还是太贵。”梁思成咬咬牙，又改，把土墙换成茅草屋顶，窗户能省就省。这么折腾了六回，每次都因为“没钱”被打回来。他一个搞建筑的专家，被逼到这份儿上，心里那股火憋不住了。 终于有一天，梁思成彻底炸了。他拿着最新一版的茅草屋图纸，冲进梅贻琦办公室，拍桌子喊：“盖茅草屋，哪个农民不会？你找我梁思成干嘛！”这话听着刺耳，可想想也挺实在。梁思成不是瞧不起农民，他是觉得自己这身本事被逼得没地儿使唤，心里憋屈得慌。 梅贻琦没急也没恼，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悠悠地说：“老梁，我也想给学生们弄个好学校，可咱们太穷了。国家这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能有个地方遮风挡雨就不错了。”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等抗战打赢了，我一定请你设计个最好的校园。” 这话不长，可分量重。梁思成愣住了，气一下子泄了，眼泪却止不住。他不是为自己图纸被否难受，而是听出了梅贻琦话里的苦。国家都这样了，谁还有资格挑三拣四呢？ 梁思成回去后，跟林徽因合计了一下，决定豁出去了。他们把设计压到最低：图书馆用点砖瓦，教室弄铁皮顶，宿舍就茅草凑合。1938年，这套校舍终于建成了。条件差得没法说，雨天铁皮屋顶被砸得咚咚响，学生睡觉还得打伞。可就是这么个破地方，成了西南联大的家。 这学校穷是真穷，连像样的桌椅都凑不齐。可师生们硬是靠着一股劲儿，把日子过出了样子。教授们站着讲课，学生们挤着听，连漏雨都当笑话讲。谁能想到，这么个“茅草屋大学”，后来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邓稼先那样的“两弹一星”功臣。 西南联大只存在了8年，可这8年硬是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除了杨振宁、李政道，还有费孝通这样的社会学家，加上171个两院院士，人才多得数不过来。你说这破学校咋这么能耐？其实不难懂。那时候的人心里有杆秤，知道国家苦，教育不能垮。梁思成设计的那堆茅草屋，搭的不是房子，是信念。 1945年，抗战赢了，西南联大散伙。梅贻琦带着清华的人回北京，重建校园。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回了北京，后来搞建筑研究，护文物，忙得不亦乐乎。俩人都没忘了那段日子，也没忘了梅贻琦那句“等抗战胜利”的承诺。 梁思成后来在清华教书，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的硬家伙。1955年，林徽因病逝，他伤心得不行，可还是坚持干活。1972年，他在北京去世，71岁。梅贻琦战后接着当清华校长，后来还做了教育部部长，一辈子扑在教育上。1962年，他在台北去世，享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