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被判死刑，临行刑前他肚子疼去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的告诉他早去早回，地下党心领神会，当即扛着一块板子，支到厕所的墙壁上。 范纪曼，1906年3月26日生在四川梁山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梁平区，家里是做绸缎生意的，条件挺不错。他爷爷范常瑄在当地有点名气，父亲范益谦念过法政学堂，算是有文化的人。范纪曼从小就聪明，1916年在乡里小学开蒙，后来换了几所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学业一直很扎实。 1923年，他17岁，按家里安排跟同乡冉正南结了婚，到1928年有了仨孩子，日子本来能安稳过下去。可那时候社会乱糟糟的，他不想就这么窝着，决心找条救国的路。1925年，他考进武昌汉阳兵工厂的学校学木工，同年冬天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算是迈出了革命第一步。1926年，他考进黄埔军校武昌分校，跟罗瑞卿是同学，在那儿正式入了共产党，从此信念就没动摇过。 北伐战争打响后，他1926年在叶挺独立团当排长，汀泗桥那场仗他受了伤，差点没回来。伤好后，组织派他回四川搞党建，先在梁山县、合川县当县委书记，后来1928年又去了北川地区，干军委书记，忙着反帝反封建的事儿。1929年，他到了重庆，搞学生运动，还认识了女友彭雅萝。同年秋天，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他去上海，彭雅萝也跟着去了，进了上海音专。 在上海，他干起了地下工作，开个“木简书屋”当掩护，给党传情报。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政府大会期间，他被叛徒卖了，抓进牢里受尽折磨，可硬是一句话没漏。三个月后，家里人托关系把他捞出来，但跟组织断了线。他带着彭雅萝去了北平，一边上北平大学一边找党。1932年总算接上头，奉命混进国民党北平情报站，靠着语言天赋和黄埔背景，很快就当上了代理站长，给党送了不少关键情报。 抗战胜利后，1945年他还在潜伏。1947年进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当代理少将专员，负责搜集国际情报。1948年，他给上海地下情报组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帮着解放战争往前推了一把。 1949年春天，上海地下党因为叛徒沈寒涛告密被一锅端，范纪曼也没逃掉，被军统抓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严刑拷打了好几天，腿上全是烙铁烫的伤，可他愣是没开口。4月初，狱警给他送来一碗白米饭，他一看就知道是“断头饭”，第二天放风时又看到自己名字上了行刑名单，心里明白死期不远了。 他没慌，开始琢磨逃跑。那天晚上，他从床板上拆下一根木条，用牙咬手磨，硬是弄出个能开锁的工具。4月11日凌晨，狱警来提人时，他突然捂着肚子喊疼，说要去茅房。押他的狱警挺随便，说了句“早去早回”。他进了厕所，把藏好的木板支到墙边，那墙年久失修，本就不结实。他靠着这块板子爬上去，翻过墙头跑了。 狱警发现人没了，警笛响了一夜，可他早混进码头扛包的人群跑远了。光着脚跑了二十多里，脚底全是血，终于找到接头的地方，包扎了一下就接着藏起来。 越狱后，1949年4月11日凌晨，他找到民盟的冯和法帮忙。冯和法没二话，联系同事姚方仁，编了个理由说他是被土匪伤了的生意人，暂时安置下来。范纪曼一直躲到5月27日上海解放才出来，期间全靠朋友送点吃的喝的撑着。解放后，他亮出共产主义身份，进了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干活。1949年9月，他还帮上海公安局破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间谍案，挖出敌人的潜伏计划，给新中国安全出了力。 可惜好景不长，1955年他因为“潘汉年、杨帆冤案”受牵连，被抓起来判了20年。监狱里条件差，他身体越来越不行。1975年放出来时，已经一身病，回了上海。1980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给他平了反，1984年12月30日，中组部恢复他党籍，算从1926年开始，革命经历从1925年认起。 晚年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教俄文和戏剧，挺低调。1990年12月6日，他因病去世，活了84岁。范纪曼这辈子吃尽苦头，可始终没放弃信仰，硬是用智慧和胆量为革命干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