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南京城寒风刺骨。18岁的罗瑾蜷在毗卢寺的通信集训队宿舍，紧攥着一本巴掌大的相册。屋外，鬼子正全城搜捕“反日证据”，脚步声逼近。 他一咬牙冲进后院厕所，扒开墙缝的泥块，将相册塞入深处，再用湿泥死死糊住。 几天后，泥块干裂脱落——相册竟不翼而飞！罗瑾浑身冰凉，连夜逃往福建深山。他怎会想到，这本消失的相册，将在五年后成为钉死“南京屠夫”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铁证。 时间倒回1938年1月，春节未至。长江路估衣廊的华东照相馆内，学徒罗瑾盯着显影液里浮出的画面：一把军刀砍向跪地的中国平民头颅，妇女衣衫破碎倒在血泊，婴儿被挑在刺刀尖上……胶卷的主人是位日本少尉，送来两卷“樱花牌”胶卷冲洗。 “手一直在抖。”晚年的罗瑾回忆，“鬼子还在城里烧杀，这些照片要是没了，谁信他们干的事？” 他冒险多洗了30多张，挑出16张最触目惊心的，用硬纸装订成册。 封面上，他画下一颗滴血的心，一把刺穿心脏的匕首，右侧用红笔狠狠写下巨大的“耻”字，四周勾上黑边——悼念30万亡魂。 相册在罗瑾床底藏了两年，1940年，他考入毗卢寺的通信集训队，随身带着这包“炸药”。 1941年初，汪伪政府为迎接汪精卫视察，突袭搜查全寺。一队宪兵踹门时，罗瑾抓起相册翻窗跃入后院，扒开厕所墙缝藏匿。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糊墙的泥块开裂脱落，相册掉进草丛，被路过的同学吴连凯（后改名吴旋）捡到。吴旋翻看后倒抽冷气，立刻将其塞进佛像底座。而罗瑾发现相册失踪，以为日军查获，当夜便带着家人逃往福建大田县，隐姓埋名开起“上海照相馆”。 1946年2月，南京军事法庭陷入僵局。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日军第六师团长）昂头狡辩：“我的部队只驻扎一周，从未屠杀平民！” 此时，刚改名为吴旋的年轻人推开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大门，递上那本藏了5年的相册。 法庭死寂，16张照片被当庭投影：砍头、奸淫、焚尸……谷寿夫脸色惨白。这些由日军自己拍摄的罪证，成为唯一由中国平民保存的屠城影像。 1947年3月10日，法庭以“京字第一号证据”判处谷寿夫死刑。次月，子弹穿透他的后脑，南京万人空巷涌向雨花台。 1993年清明，70岁的罗瑾回到南京。在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他猛地驻足——玻璃柜里，一本滴血“耻”字的相册刺痛了他的眼。 “这是我做的啊！”老人颤抖着抚上展柜。两年后，吴旋与罗瑾在纪念馆重逢。两位古稀老人抱头痛哭，背后屏幕上正播放以他们为原型的电影《屠城血证》。 罗瑾和吴旋的故事，从来不是“英雄史诗”。一个学徒、一个通信兵，藏照片时想的不过是“不能让他们赖账”。但正是这种最朴素的愤怒，劈开了历史的黑幕。 日本右翼至今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而罗瑾保存的照片，与程瑞芳日记、约翰·马吉胶片等11组档案，构成互为印证的证据链。 日军自拍的屠杀、第三方记录、埋尸统计、法庭审判——四重互锁，让谎言无从下口。2015年，这些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从民族记忆升华为人类共识。 罗瑾藏相册时只有18岁，吴旋捡到证据时也仅20岁。乱世中，他们本可低头求生。但当罗瑾在暗房多洗一张照片，当吴旋把相册藏进佛像底座，他们选择了用微光点燃火把。 这种勇气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南京街头飘着的焦糊味，源于同胞被刺刀挑起时凝固的眼泪——有些恨，能让人忘了怕。 有人讥讽：“总提旧账是揪着不放。”可看看数据：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仅核实1.3万人，尚有99%的姓名湮灭于血海。 当亲历者陆续离世（罗瑾2005年病逝，吴旋1997年去世），当相册褪色、胶片老化，守护证据就是守护历史的脊梁。 那本糊着厕所泥巴的相册，早已超出“证物”的意义——它是一个民族痛到骨子里的清醒，更是给所有活在和平年代者的诘问：如果灾难重来，你敢成为下一个罗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