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上海西郊公墓的杂草丛里，有块不起眼的青石板总被野菊花盖着。
扫墓人经过时总要嘀咕两句："这无名坟头倒是怪，每年清明都有人摆山茶花。"
他们不知道，底下埋着个叫潘兰珍的女人，更不知道她守着个惊天秘密过了半辈子——她曾是陈独秀最后的枕边人。
时间拨回1930年深秋的上海弄堂。
纺织厂下工的潘兰珍抱着洗衣盆往家走，后巷飘来的煤烟呛得她直咳嗽。
抬眼瞅见隔壁新搬来的老先生正蹲着扇炉子，长衫下摆都燎着了也不觉。
这画面使她忆起老家灶台前烧火的父亲，于是鬼使神差地递过去半块烤红薯。
化名李老先生的陈独秀推了推圆框眼镜，盯着红薯上浅浅的牙印愣了神。
自打避难到这贫民窟，邻居见他像见瘟神似的，这姑娘倒是头个敢搭话的。
后来总能在晾衣绳下捡到包着《新青年》剪报的油纸包，陈独秀心里明白，这是那姑娘变着法给他送报纸呢。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高墙外，卖针线的地摊摆了五年。
狱警都认识这个风雨无阻的"李太太"，却不知她怀里揣的酱菜罐子底下，藏着用米汤写的时局分析。
有回典狱长掀开罐子检查，潘兰珍急中生智："长官尝尝俺家秘制的辣酱？"辣得人直跳脚的腌萝卜，倒成了传递消息的护身符。
江津山区的雨季格外漫长。
潘兰珍天不亮就上山采药，裤腿沾满泥巴和苍耳子。
有次摔下山坡，怀里死死护着给丈夫退烧的柴胡。
陈独秀摸着妻子手背上结痂的伤疤，想起二十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原配夫人也是这样连夜给他抄写《共产党宣言》。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又残忍地不同。
病榻前最后那盏油灯，照着潘兰珍绣了整夜的鞋垫。
陈独秀盯着妻子发间的银丝，忽然想起十五年前那个清晨——他躲在衣柜里听着军警翻箱倒柜，潘兰珍抱着哭闹的养女站在门口，硬是把搜查的人唬走了。
这个没读过书的女子，竟比很多党员还沉得住气。
葬礼那天满山的白幡飘得像落雪，潘兰珍却盯着棺材角一块褪色的蓝布出神。
那是她用嫁衣改的枕头套，丈夫总说贴着睡踏实。捐钱的乡绅们不会知道，灵堂里那件像样的寿衣，是她典当了陪嫁的银簪子才凑齐的料子。
重庆解放之际，潘兰珍于农场收到一封颇为奇怪的信。
寄信人说要给陈独秀立传，出价二十块大洋买遗物。
她摸着箱子里泛黄的手稿，想起丈夫临终前抓着她的手说"别卖名声"，转头就把箱子寄给了北大的旧书店，只要了五块钱运费。
最后的时光在上海亭子间度过，潘兰珍每天给弄堂小学蒸馒头，灶台上总摆着个豁口的搪瓷缸。
孩子们好奇地问："潘婶子这杯子咋不扔啊？"她只是笑笑。没人知道这是陈独秀用过的茶杯，更不知道杯底刻着"独秀"两个小字。
公墓管理员老周头记得清楚，那个癌症晚期的女人临终前，颤巍巍地从贴身口袋里摸出张照片。
黑白照上穿长衫的男人正在写字，背后隐约能看见"石墙院"的门匾。
她塞给老周两块钱，求他把照片塞进装丈夫衣冠冢的陶罐里。
如今陈家祖坟迁回了安庆，合葬碑上刻着原配高大众的名字江津旧宅成了纪念馆，导游指着展柜里的眼镜说是陈独秀遗物。
只有上海公墓的野山茶年复一年开着，像是替某个不会说话的女人，守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