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种争议，易中天教授说:“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忠言逆耳，不喜欢莫言的人，可以去读浩然。”回忆当初莫言获得了诺奖，举国欢庆，赞美和祝贺成了主旋律，但是在这之中也掺杂着许多对莫言获奖的质疑甚至语言上的攻击等不和谐之音。这些不和谐之音主要包括对莫言其人其文其事的批判和非议。例如，有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评委；有人质疑他的个人道德、人格；有人对整个诺奖表示质疑。总之，诺奖后对莫言的批评已经溢出了纯文学的范畴。 莫言在多次演讲中都强调，文学创作无论源于梦境还是现实，最终都必须与个人经历相融合。正是这种独特的创作理念，使他的作品既扎根于现实土壤，又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透明的红萝卜》到《天堂蒜苔之歌》，再到《丰乳肥臀》，每一部作品背后都凝聚着莫言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独特感悟。这些经历经过艺术加工后，最终化作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构筑起莫言笔下那个既真实又魔幻的文学世界。 莫言的创作始终扎根于民间土壤，他摒弃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真正以老百姓的身份去感受、去书写。这种"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彻底颠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长期存在的精英叙事传统。在《蛙》这部直面计划生育政策的长篇力作中，莫言以惊人的写实笔触描绘了农村妇女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苦难。童庆炳先生曾感叹："不了解农村生活，根本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这种深入骨髓的民间立场，使莫言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温度。 莫言的叙事艺术有着独特的民间智慧。他善于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交织，在《红高粱家族》中，他通过"我爷爷"余占鳌这个亦正亦邪的民间英雄，重构了高密东北乡的抗战历史。这个人物原型融合了抗日游击队长曹克明和"野人"刘连仁的传奇经历，而书中那个被活剥人皮的罗汉大爷，其原型则是真实存在的公婆庙村民张西德。莫言以虚实相间的手法，既保留了历史的真实内核，又赋予其魔幻的色彩。这种创作方式让他的小说既扎根于现实土壤，又充满了民间传说的神秘气息。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塑造的母亲形象凝聚了中国农村妇女最典型的生命特质。这个历经战乱、饥荒、运动的母亲，用她丰乳哺育儿女，以肥臀承受苦难，最终成为民族苦难的象征。莫言曾说："我写母亲，其实是在写中国。"这种将个人家族史上升为民族寓言的叙事策略，正是他民间立场最深刻的体现。小说中那些看似荒诞的情节，比如上官鲁氏与不同男人生育八个孩子的经历，实际上浓缩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农村妇女的真实命运。 莫言的创作实践证明，真正的民间立场不是对底层生活的猎奇式描写，而是要将自己完全融入老百姓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世界。从《白狗秋千架》里那个渴望爱情的农村妇女，到《牛》中那些与牲畜相依为命的农民，莫言笔下的人物都带着泥土的质朴与生命的粗粝。他写农村青年的压抑，写农民的狡黠与善良，写乡村的愚昧与智慧，所有这些都源自他作为"老百姓"的真切体验，而非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建构。 莫言的民间叙事还体现在他对地方语言的大胆运用。在他的小说中，高密方言、民间谚语、粗俗的骂人话与诗意的描写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不是经过文人雅化的书面语，而是保留了民间口语的鲜活与生动。在《檀香刑》中，他更是将地方戏曲"猫腔"融入叙事，使整个小说呈现出民间说唱艺术的韵律感。这种对民间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转化，使他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之外，还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