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沈醉认为，共产党做思想工作，比国民党高明得多。当初国民党抓到瞿秋白，一开

特务头子沈醉认为，共产党做思想工作，比国民党高明得多。当初国民党抓到瞿秋白，一开始也是很优待。但是后来问他“投降不投降”，瞿秋白说：不投降！ 特务头子沈醉晚年曾经感慨，国民党在做思想工作这方面，确实比不上共产党。这话听起来像是自嘲，但背后藏着血淋淋的教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5年春天发生在福建长汀的那段往事。 那年春天，宋希濂正驻守在长汀。这个黄埔出身的师长，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自己的辖区内抓到一个＂大鱼＂。起初，这条＂大鱼＂还在装糊涂，说自己叫林祺祥，是个江苏人，北大中文系肄业，后来又学了医。说是被红军抓了当军医，这次趁着红军长征才逃出来，结果半路被抓。 宋希濂见到这个＂林祺祥＂时，他正穿着一件灰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浅口布鞋配着蓝色线袜，整个人瘦瘦弱弱的，但谈吐却很有文化。当时宋希濂还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中年人，就是国民党悬赏2万元通缉的瞿秋白。 身份暴露的过程颇有些戏剧性。国民党军官想了个损招，找来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这小伙子曾在苏区人民教育委员部当过收发员。他们让这个年轻人突然和＂林祺祥＂碰面，想通过观察两人的反应来判断真假。 那天，当陈姓青年被带进房间，一眼看到＂林祺祥＂时，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惊异表情。敌人奸猾地问：＂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瞿秋白从椅子上站起来，哈哈大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接着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 回想起来，宋希濂第一次和瞿秋白深谈政治问题，是在他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那次谈话颇有些学术辩论的味道。宋希濂说，他从龙岩到长汀这数百里路，看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房舍被毁，认为这都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结果。他还举例说，每个县里有500亩以上的大地主本来就不多，那些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是祖先几代辛苦积攒下来的家业，生活水平和大城市的资本家比起来差得远，对这些人进行斗争未免太残酷。 瞿秋白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很认真地回应。他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专制统治，确实是伟大贡献，但三民主义把中外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个杂货摊，是种不彻底的革命。他还指出，中山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中国社会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 接着，瞿秋白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观点：＂中国的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 对于宋希濂说的荒芜景象，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解释。他承认有些地方确实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但这不是因为共产党搞阶级斗争造成的。苏区为了自卫，很多壮年人参加了红军或地方武装，农村劳动力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更主要的是，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老百姓因为战争逃跑了，土地才无人耕种。至于房舍被毁，恐怕大部分是战争造成的。 这场辩论让宋希濂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的思想根基有多么牢固。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放弃。蒋介石得知瞿秋白被俘后，立即派＂中统＂的陈建中和王杰夫从南京赶到长汀。加上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党部书记朱培璜，四个人组成了专门的劝降小组。 这些人的策略很有针对性。他们先是打＂感情牌＂，想用温情来软化瞿秋白；接着又举顾顺章等中共叛徒的例子，暗示＂识时务者为俊杰＂；同时还表现出＂怜惜人才＂的姿态，让瞿秋白觉得自己被重视。他们甚至为瞿秋白设计好了退路——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既能保全性命，又能发挥专长。 然而，面对这套精心设计的＂攻心战＂，瞿秋白的回应简单而有力：＂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 就在狱中写《多余的话》的那段时间，瞿秋白曾经明确表态：＂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这话听起来有些消极，但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他的真诚。他没有为了维护＂英雄形象＂而说违心话，而是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