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正要下令，让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斯大林却发来一封电报：要让解放军停止渡江，划江而治，毛主席勃然大怒，霸气的回道：“我们决心继续打下去！” （信息来源：2011-03-22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解放战争后期 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 1949年4月18日，一封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打破了西柏坡的宁静，斯大林在电文中直言不讳，“若解放军强行渡江，将直接面对美军干预，苏联将保持中立，”这份措辞强硬的警告，让正在筹备渡江战役的毛泽东陷入沉思。 彼时解放军已集结百万大军于长江北岸，船只、弹药、兵力部署均已就绪，南京城头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摇摇欲坠，但斯大林的电报却像一盆冷水，浇在即将沸腾的战火之上。 斯大林的态度并非无迹可寻，自雅尔塔会议以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始终围绕“安全缓冲区”展开，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通过外蒙古独立、旅顺港驻军等条款，将东北亚纳入势力范围。 而此时的中国若实现统一，不仅意味着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更可能打破苏联在远东的垄断地位，斯大林曾多次向中共高层暗示“划江而治”的可行性，甚至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这种姿态背后，实则是将中国分裂为南北对峙的格局，既能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又能让苏联继续以“调解者”身份掌控局势。 然而，斯大林小觑了毛泽东的决心，三大战役后，解放军歼灭国民党主力达154万之多，掌控长江以北九成地域，蒋介石提出的“划江而治”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他一面在北平与中共谈判拖延时间，一面将黄金储备运往台湾，甚至向美国求援，但毛泽东深知，若此时妥协，不仅前功尽弃，更可能重蹈1927年国共分裂的覆辙。 电文中斯氏最具震慑力的警告是“美方插手”，但早在新年伊始，毛氏已在《把革命坚持到最后》演说中表明立场：“华夏子民绝不姑息如蛇般狡诈之徒，”这份自信根植于他对全球形势的精准把握，彼时美国远东军力主要聚焦日岛，且本土内部厌战声浪正盛。 1949年3月，美国国务院甚至秘密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言：“美军若敢登陆，我们就在长江口打一场‘抗美援朝’的预演！” 更为关键的是，解放军已经完成全面准备工作，东部攻击部队在靖江至张黄港区域部署了35万兵力，装备有缴获的美国产105毫米榴弹炮，中部攻击部队利用改装渔船作为登陆工具突破江面防线，而西部攻击部队则主要使用木质帆船，在芜湖到安庆江段实施迷惑性行动。 这种结合传统与现代手段的战术策略，使国民党军队引以为豪的江防系统完全失去了实际防御效能。 1949年4月20日夜，长江北岸蓦地万炮齐发。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于炮火掩护下，仅30分钟就突破江阴要塞，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杨干才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如潮水般涌来，我们的机枪阵地瞬间被淹没，”更戏剧性的是，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自闯入长江，被解放军炮兵击伤搁浅，这一事件彻底打消了西方列强武力干涉的念头。 战役进程远超预期，4月23日，第三野战军第35军攻占南京总统府，蒋介石仓皇逃往广州。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至6月2日崇明岛解放，渡江战役共歼敌43万人，缴获火炮5000余门、舰艇120艘，这场战役不仅摧毁了国民党长江防线，更让“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 回看这段历史，最令人感慨的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战略定力”，面对斯大林的施压、美军的威胁、蒋介石的拖延，他始终抓住“全国解放”这一核心目标不动摇，这种定力源于对民心的把握，当时长江以南的农民正自发组织船队支援解放军，仅安徽无为县就贡献了2000余艘木船，也源于对国际格局的清醒认知，冷战初期，美苏在远东的博弈远未到白热化阶段，双方都不愿为国民党陪葬。 一个国家的统一绝不能依赖外部势力“施舍”，斯大林提议的“划江而治”，本质上是将中国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而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则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以我为主”的战略思维，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两弹一星等重大决策中一脉相承，今天我们讨论这段历史，或许更该思考：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既保持开放合作，又避免被外部势力“卡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