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他出生在20世纪初，具体年份不太好查，但比张学良大个几岁是肯定的。性格上，这家伙是个硬茬，纪律性强得吓人，执行命令从不打折扣。有人说他像个机器，上面让干啥就干啥，不问对错。可也正因为这点，他成了看守张学良的“不二人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囚徒”生涯。刘乙光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派来的，任务简单又沉重：确保张学良一步也别想跑。25年，他跟张学良形影不离，从大陆到台湾，换了好几个地方，看守的规矩却一点没松。 张学良是东北军少帅，身份特殊，可在刘乙光眼里，他就是个“任务目标”。外出得审批，通信得检查，连家里人探访都得他点头。时间长了，这种严密到骨子里的看守，愣是把张学良的生活挤成了一条窄缝。 赵一荻，张学良的伴侣，跟着他一起被软禁。她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困住，自由一点点被剥夺，心里那股火早烧起来了。刘乙光成了她眼里的“罪魁祸首”。他不讲情面，铁面无私，执行命令时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赵一荻的痛苦，一半来自失去自由，一半来自对刘乙光的恨。她恨他把张学良变成了笼子里的鸟，恨他25年如一日地“钉”在她和丈夫身边。 1962年，刘乙光终于要被调走了。这时候他已经干了25年，年纪也不小了。上面为啥调他走，没啥详细说法，有人猜可能是任务到头了，也有人说他身体扛不住了。不管咋说，他一走，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生活真有了点变化。 新来的看守没刘乙光那么死板，规矩松了不少。张学良能多喘口气，赵一荻的日子也好过点。她听说刘乙光要走，憋了25年的情绪就蹦出了三个字：“我恨他。”这恨不是一天两天攒出来的，是25年压抑生活的总爆发。 刘乙光呢？调走后没啥大动静，史料里说他后来过得挺低调，1968年去世，具体咋死的也没太多记载。他这一辈子，功名利禄没捞着，就守着张学良这一件事，干得彻底又让人唏嘘。 张学良后来提起刘乙光，没啥恨意，反而说他“尽忠职守”。这话听着中肯，可细想想，张学良这人豁达，能不记仇，不代表赵一荻也放得下。两口子对刘乙光的看法，天差地别。 刘乙光干了25年看守，职业生涯几乎就等于“张学良的影子”。可他不是没感情的机器，也有自己的生活。他有家庭，有孩子，但因为任务原因，常年跟家人分开。有人说他为了命令牺牲太多，可也有人觉得他就是个冷血工具人，干这活儿没啥人性。 他跟戴笠、张灵甫是同学，但跟这俩人的路子完全不一样。戴笠搞情报，张灵甫打仗，都混出了名堂。刘乙光却像被钉死在一个点上，25年不挪窝。黄埔四期的光环在他身上，愣是没闪出啥光。 刘乙光这人不好评。他忠于命令，按上面的意思把张学良看得死死的，算得上“尽职”。可对张学良和赵一荻来说，他就是个剥夺自由的“恶人”。25年的软禁，换谁也得疯。赵一荻的恨不是没道理，但刘乙光也没啥个人恩怨，他就是个执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