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王建堂在经过“七七事变”后，毅然决然选择参军，每次在战场上，日寇只要远远看到他背着的“死”字旗，就会被吓得胆寒，只可惜他的晚年生活太过凄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四川青年王建堂放下教鞭报名从军。他家境贫寒，靠勤学当上小学教员，本已娶妻生子生活安稳。 眼见日军铁蹄践踏国土，这个书生竟烧了课本换成步枪，加入川军奔赴前线。离家时，父亲王心诚塞给他一面白布大旗——正中墨汁淋漓的"死"字刺得人眼疼，两侧小字赫然是"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布旗渗着桐油味，像口薄棺压上脊梁。 战场上，这面旗成了催命符也是护身甲。武汉会战里，王建堂带尖刀班强夺鬼子炮楼。机枪扫得砖屑横飞时，他反手将死字旗插在弹坑里当路标。 冲锋的士兵望见那个墨黑大字，喉头滚着腥气往上扑。待夺下阵地，旗面早被硝烟熏出焦洞。往后每逢恶战，日军望远镜里映出这面破旗，机枪手竟会手抖打偏——伪军俘虏后来交代，都说那是"阎罗的招魂幡"。 七年辗转二十余战场，布旗被血浆浸成硬壳。湘西会战时，王建堂左肩让弹片削去巴掌大的肉，卫生兵刚撕下旗角要包扎，被他劈手夺回：留着我死那天用！ 抓把灶灰按伤口接着冲锋。待抗战胜利清点，同批出川的八千同乡只剩三百活口，他背上那张"死"字旗反倒连边角都没少一寸。 凯旋的喜气没焐热家门，还乡才知妻子早因"国军家属"名头遭批斗，带着孩子改嫁他乡。乡公所摊派壮丁费时算他"伪军官"，硬逼着补缴五年欠款。 屋里能卖的家当全抵了债，最后连糊墙的旧报纸都揭去换红薯。寒冬腊月缩在透风的祠堂角，听见孩童唱"反动派是臭虫"，他攥着裹在棉袄里的死字旗发颤。邻居偷塞半袋苞谷碴时叹气：当年你爹写这旗，怕也料不到今日... 熬到1982年落实政策，民政科却查不到他的军籍档案。原属的国民革命军第29集团军编制早被打散，幸存者名单在文革中烧成纸灰。 为讨个"抗属证明"，六旬老汉三天两夜走山路到成都，西南档案馆职员翻着泛黄的名册摇头：您说那面旗呢？有实物就好办喽。他佝着背没搭腔——十年前红卫兵抄家，旗子早扔进灶膛当引火柴了。 最后的岁月在县养老院度过，1991年腊月，管理员发现王建堂蜷在板床上咳血，枕头下压着写给县长的信：我儿时是您学生...不图待遇，就求正个名分。 落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88军补充团上士王建堂"。未等公函批转，翌年夏他便合了眼。殡葬工整理遗物时，在他贴胸口袋摸到块巴掌大的粗布，乌褐污渍早已盖住原本字迹。 2015年北京抗战纪念馆征集文物，北川县文史办提交了复原的"死字旗"史料。 专家调阅军令部档案时发现：1943年鄂西会战简报记载着"敢死队持特制旌旗克敌"，备注里歪斜钢笔字潦草添着"川人王部"。 参考信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军事档案》第37卷）如今复制旗陈列在展厅，玻璃柜反射的冷光里，墨字如刀。《北川县志·民政卷》（1999年版） 《第29集团军鄂西会战战斗详报》（档案号：七八七-2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