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194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她从小成绩好，梦想当医生，家里也支持她读书。可惜，1968年，知青下乡的政策打乱了一切。23岁的她背着行李，告别城市，来到陕西红柳圪旦村。村里条件差，土坯房漏风，冬天冷得手脚发麻，夏天蚊虫叮咬，吃饭靠粗粮，喝水得自己挑。她刚去时很不适应，挑水桶压得肩膀疼，锄地磨破了手，晚上常一个人偷偷抹眼泪。 但刘琦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她咬牙适应，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慢慢学会了种麦子、收玉米。村里没老师，她主动找到村干部，说想教孩子读书。村里同意后，她用旧报纸当黑板，用木炭写字，白天干活，晚上备课，教孩子们识字算数。乡亲们看她有文化又热心，都挺感激她，喊她“刘老师”。那几年，她觉得自己还能为村里做点事，心里多少有点安慰。 1970年，一封家信让她彻底崩溃。信里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她回城没戏了。她坐在村口的老柳树下，看着黄土坡发呆，心想这辈子可能真要困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候，刘三海出现了。他是村里的民兵队长，长得高大，性格开朗，常帮她挑水、劈柴，还送些自家种的菜。物资紧缺的年代，这点关心显得特别珍贵。刘琦心动了，想着既然回不去城里，不如在这儿安个家。1977年，32岁的她嫁给了刘三海。新婚夜，她跟丈夫说，只要他对自己好，她愿意留下。刘三海拍胸脯保证，说一定会让她过上好日子。 婚后头几年还算平静。刘琦生了两个女儿，刘三海却不满意。他重男轻女，对女儿不冷不热，还从大哥家抱来个男孩大明，让刘琦当亲儿子养。她心里不舒服，但为了孩子，她没说什么。每天她忙得脚不沾地，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喂鸡、做饭，还要教三个孩子认字。改革开放后，她承包了几亩地，顶着太阳种庄稼，回家还得缝补衣服，攒点钱补贴家用。她还在村小学教书，挣点微薄的工分，日子苦是苦，但她觉得还能撑下去。 可刘三海慢慢变了样。他开始不愿干活，整天在村里晃悠，后来迷上了赌博。村头有间破屋子，成了他的据点，一玩就是通宵，输了钱就回家翻箱倒柜。他把家里存的粮食偷偷卖了，还卖过一头猪。刘琦发现后气得要命，问他怎么能这样，他却蛮横地推她，骂她多管闲事。家里米缸空了，孩子饿得哭，她只能厚着脸皮去邻居家借粮，日子越来越难熬。 更糟的是，刘三海开始酗酒。喝多了就发脾气，摔东西，甚至动手。孩子们怕他，躲在角落不敢出声，刘琦劝他少喝点，他却变本加厉。1995年春节前，别人家忙着置办年货，他却醉醺醺地回来，看刘琦在给孩子缝衣服，火气上来，掀翻了针线筐。她手被针扎破，血流出来，她忍不了了，跟他吵起来。他揪住她头发，把她摔在地上，头撞到墙角，疼得她眼前发黑。 那一刻，18年的委屈像洪水一样涌出来。她爬起来，走到柜子前，拿出一瓶农药，仰头喝了下去。她倒在地上，气息越来越弱。刘三海慌了，喊人来救，可她已经没了动静。孩子们围着她哭，村里人赶到时只能叹气。刘三海酒醒后哭天抢地，但谁都清楚，这场悲剧是他一手造成的。 刘琦死后，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替她惋惜，有人骂刘三海不是东西。她的故事传开后，不少人感慨，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女人，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她的悲剧，既是她个人的不幸，也跟那时候农村女性的处境脱不开干系。知青下乡、重男轻女、家庭暴力，这些问题压在她身上，像一座山，让她喘不过气。 刘三海的行为让人寒心。他从一开始的热心帮忙，到后来的赌博酗酒，再到暴力相向，完全不顾妻儿死活。他的懒惰和自私，把一个家毁得干干净净。村里人说，他后来一个人过日子，穷得叮当响，可没人同情他。刘琦的死，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苦，也照出了人性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