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1986年盛夏的天安门广场，62岁的邓稼先突然扶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剧烈咳嗽起来，暗红色的血迹溅在汉白玉浮雕上。
警卫员背着他冲向协和医院时，这位中国核工业的奠基人已经陷入昏迷。
七天后，这个隐姓埋名二十八载的科学家永远闭上了眼睛。
1924年出生的邓稼先从小亲历山河破碎。
在清华园当教授的父亲邓以蛰常被日寇搜查，有次年幼的邓稼先抱着父亲腿问："他们为什么撕您的书？"
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室里，他目睹教授用香烟盒演算流体力学公式。
这些刻进骨子里的记忆让他在1948年留美期间毫不犹疑—普渡大学博士论文墨迹未干，他便搭上"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据《留美学生通讯》1949年第3期记载，该船载回126名中国学者）
1953年的婚礼简朴得惊人。
当新娘许鹿希走进中关村宿舍，只看见木架上堆满俄文物理书。
那是邓稼先为研究苏联技术突击学会的语言。
五年后的初秋傍晚，34岁的邓稼先突然回家收拾行李，对着哺乳期的妻子说："接下来照顾不了家了。"
书桌抽屉里留下张字条："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许鹿希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张薄纸被她摩挲得字迹模糊。
罗布泊的风沙见证着惊心动魄的岁月。
1963年原子弹核心部件运抵试验场时，运输车在沙暴中抛锚。
五十四岁的邓稼先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们顶着狂风推车，嘴里灌满沙子。
核工业部档案里保存着当年报告："邓总工程师坚持亲手安装雷管，连续工作三十二小时后鼻腔出血。"
这种拼命直接导致他身体异常。
1979年一次核试验事故后，邓稼先独自冲进辐射区寻找弹片，防护服检测仪后来显示数值爆表。
最残酷的对比发生在1985年301医院病房。
刚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捧着鲜花探望老友，询问研制原子弹得了多少奖金。
邓稼先笑着伸出两根手指："原子弹十块，氢弹十块。"
（核工业部1985年特别奖金发放记录证实此事）当时他直肠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床头却堆着新型中子构型演算纸。
护士发现他常在止疼针药效间隙，偷看藏在枕头下的演算草稿。
生命最后时刻的愿望令人心碎。
1986年5月，邓稼先坚持要去天安门。
坐在轮椅上经过新华门时，他突然挣扎着要摸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
许鹿希记得丈夫手指抚过"虎门销烟"画面时突然说："没能看到新型核潜艇下水..."
话音未落便咳出鲜血，染红了林则徐的衣袍。
那块血渍后来被拓片保存，现存于两弹一星纪念馆。
中央军委在他昏迷期间下达特急令："必须让全国知道邓稼先的功绩！"
（见1986年6月17日军委第44号文件）当《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两弹元勋邓稼先"报道时，这位科学家已停止呼吸三天。
他枕边放着最后的手稿，其中一页写着："超导托卡马克装置需突破三大瓶颈..."
这些用红笔圈出的难题，直到2017年我国"人造太阳"实现百秒放电才被攻克。
三十年后，当张译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片场念出"叫《青春之歌》的书"的台词时，道具师特意在公文包里放了本1958年版的《原子核物理》。
那是邓稼先西行时唯一带的闲书。
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怀表停在下午三点二十分，那是真实历史中邓稼先向世界告别的时间。
散场时很多观众没注意片尾字幕：剧中音乐主题改编自西南联大校歌，正是邓稼先逃难路上学会的第一支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