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侦察股长凌少农，私下向日本人购买布料，对方说：“你看起来像军人？”凌少农回道：“没错，我就是新四军！”原以为，凌少农会被日本人出卖，没想到顺利完成交易。
1942年冬，南通城外芦苇荡里，寒风像刀子般刮过，凌少农蹲在河边，盯着远处运河上一艘摇晃的舢板，布匹的影子在月光下若隐若现。他的心跳得像擂鼓，身后战士的呼吸声清晰可闻——这批布料要是运不回去，三千新四军战士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芦苇荡的寒气钻进骨头缝，凌少农裹紧破旧的长衫，眼睛却死死盯着运河对岸。舢板靠岸的瞬间，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远处水面上，隐约可见两艘日军巡逻艇的影子，像幽灵般晃动。他低声对身旁的通信员说：“准备信号，点粮库。”话音刚落，运河上游腾起滚滚浓烟，巡逻艇调头疾驰而去，留下舢板上的布匹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这场交易的开端，还要追溯到半个月前。新四军三师驻地，炊事班的老王头蹲在灶台边，锅里野菜糊糊咕嘟作响，案板上仅剩两袋苞米面。仓库里更惨，几匹发霉的土布堆在角落，战士们的单衣破得露了棉絮，江北的冬天却已悄然逼近。作战室里，参谋长敲着桌沿，声音低沉：“上海的情报，鬼子在盐城囤了二十万匹洋布，准备运往前线做军装。”屋里二十双眼睛亮得像狼，凌少农就是这时候推门而入。
他曾是济南布庄的伙计，五年摸爬滚打，苏州绸缎、上海洋布的行情他烂熟于心。此刻，他军装肘部打着补丁，绑腿沾满泥巴，却站得笔直：“首长，给我半个月，我保证弄回三千套棉衣的布料！”语气斩钉截铁，像是下了军令状。
三天后，他化身富商，出现在南通城关。长衫礼帽，金丝眼镜，手里攥着一张从伪军据点缴获的“大日本帝国陆军特需课”通行证。城门口的伪军班长见了红戳，点头哈腰，活像见了财神爷。接头地点是城西的福源布庄，两碗碧螺春摆在柜台上，凌少农与日本商人山田一郎隔桌对坐。
山田是个老狐狸，在华北倒腾物资十年，眼毒得能从指甲缝里看出破绽。他盯着凌少农虎口的老茧，眯眼道：“凌先生，您这手不像打算盘的，倒像是玩枪的。”话音未落，后堂传来拉枪栓的动静，空气瞬间凝固。凌少农却不慌，慢条斯理抿了口茶，茶叶沫子在碗沿打转：“山田先生好眼力，在下正是新四军三师侦察股长。”这话像炸雷，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落下。
山田的茶碗“当啷”磕在桌上，绿豆眼瞪得溜圆。凌少农却“啪”地掏出怀表，按在桌上：“山田先生，听说您老母亲刚过七十大寿，令郎在早稻田大学的学费涨了三成？”这话像刀子，戳中山田的软肋。他抹了把额头的油汗，咧嘴笑了：“凌股长好手段！五千担稻谷换七千匹布，再加五百斤棉花，怎么样？”两人眼神在半空交锋，最终各退一步，敲定交易。
交易当天，运河边却出了岔子。舢板后吊着两艘日军巡逻艇，凌少农果断下令点燃西边粮库，浓烟滚滚，巡逻艇被引开，二十条舢板趁夜色靠岸。战士们蚂蚁搬家般扛布匹，小战士小李摸着滑溜的洋布，咧嘴笑：“这布比我家炕席还细！”班长赏了他一记脑瓜崩：“少废话，赶紧搬！”
这批布料让三师熬过了寒冬，也让凌少农跟山田搭上了线。次年开春，他弄来奎宁药片，夏天搞到望远镜，入秋前甚至弄来两门迫击炮。山田喝高了曾拍着他肩膀说：“凌君，你要是在皇军这边，起码是个少佐！”凌少农转着酒杯笑而不语，杯底却藏着张字条，记着日军下月的换防路线。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1943年腊月，凌少农带队潜入扬州城搞盘尼西林，却被叛徒出卖。三十多个便衣队围住客栈，子弹打得门板像筛子。他踹开后窗跳进秦淮河，左臂中弹，冰冷的河水夹着冰碴子刺进骨头。他撕下床单裹住伤口，怀里死死抱着装药的铁皮箱，漂出二里地才被渔船捞起。
此外，凌少农后来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1943年，他被调往山东军区，担任侦察参谋，成功护送罗荣桓穿越封锁线到后方治病，受到罗荣桓的亲自表扬。新中国成立后，他两度参加朝鲜战争，隶属38军，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晚年转业到地方纺织厂，管理仓库一丝不苟，1980年代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保存的物资清单上，仍能看到他凌厉的签名。
1945年8月，鬼子投降的消息传到淮安城外，战士们欢呼着把帽子扔向天空。凌少农靠着老槐树，眯眼看着远处的运河，喃喃道：“山田那老小子，这会儿怕是真要切腹了。”他笑了，笑里藏着三分苦涩，七分释然。
新四军的敌后贸易不仅是物资补给的无奈之举，更是抗战时期中共智慧的体现。据史料记载，1941年中央军委提出“精兵简政”政策，强调经济基础对军事的重要性。新四军通过粮食、土特产与敌占区交易，换取布料、药品等物资，不仅保障了部队生存，还推动了根据地经济自给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