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闻一多被逼回家结婚，为了不和新娘同 房，他不刮胡子、不洗澡、不洗头。花轿到了家门口，他还想逃跑，却被家人抬进洞房。闻一多曾说“一生以诗为妻”，但是过了这一夜，他就再也离不开妻子了。
夜色渐深，洞房里烛光摇曳，高孝贞端坐床边，而闻一多却被几个壮汉架着推进来，满脸不情愿，像是要上刑场。
夜色渐深，洞房里烛光摇曳，高孝贞端坐床边，红盖头下的脸看不清表情。新房外鞭炮声渐渐散去，可新郎闻一多却没半点喜气。他被几个壮汉架着推进来，满脸胡茬，衣服皱巴巴的，像刚从街上捡回来的流浪汉，眼神里写满了不情愿，仿佛不是来结婚，而是要上刑场。
亲戚们哄笑着散去，门一关，屋里只剩两个人，空气安静得让人发慌。高孝贞轻轻掀开盖头，偷偷瞄了眼这个“怪新郎”，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闻一多呢，背靠着墙，瞪着天花板，满脑子想的却是：这场婚礼过后，他还能不能顺利出国留学？
这桩婚事，压根不是闻一多想要的。1922年夏天，他刚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踌躇满志地准备去美国深造。可家里却不干了，父母一封接一封的信催他回来，说是再不结婚，怕他一走就再不回来。
闻一多从小就是个倔脾气，13岁考进清华时就立志要干大事，哪甘心被一桩“娃娃亲”绑住？他和高孝贞是姨表亲，俩人小时候见过几面，可他压根没把这丫头放心上。这回为了逼退婚事，他故意提了一堆苛刻条件：不祭祖、不拜天地、不闹洞房，心想这总能吓跑对方了吧？谁知高家愣是点头答应了，他傻了眼，只能硬着头皮回家。
结婚那天，闻一多彻底豁出去了。为了不和新娘亲近，他好几天不洗澡、不刮胡子，头发乱得像鸟窝，连喜服都没换，就这么邋遢地被架进新房。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高孝贞压根没嫌弃他。她坐在那儿，穿着大红嫁衣，身姿挺拔，脸上没半点大小姐的娇气，反而透着一股沉稳。
闻一多偷瞄了她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丫头怎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原来，他一直以为高孝贞是个被封建礼教裹了脑子的“小脚女人”，可实际上，她家里开明得很，从没裹过脚，还读过私塾，跟父亲走南闯北见过世面。洞房花烛夜，俩人没说几句话，可闻一多心里那堵墙，好像悄悄裂开了一条缝。
婚礼一结束，闻一多就迫不及待跑了。他揣着去美国的船票，临走前撂下一句话：“你要是想跟我过日子，就去读书，我要的是个有文化的媳妇。”这话听着刺耳，可高孝贞没生气，反而点头应了。她收拾行李，去了武昌女子职业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写信给他。
起初，闻一多回信敷衍得很，可慢慢地，高孝贞的字里行间透出的聪慧和温柔，让他有点招架不住。有一回，她信里提到生了个女儿，闻一多在异国他乡愣了半天，提笔写了整整五十首《红豆》，字字都是思念。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惦记这个“强塞”给他的妻子。
几年后，闻一多回国，在国立艺专教书。他才华横溢，长得又俊，身边总围着一群仰慕的女老师。可他没半点歪心思，直接把高孝贞和女儿接了过来。那天，高孝贞带着孩子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闻一多站在门口，看着她瘦削却坚定的身影，心里一暖。
从那以后，俩人携手养大了五个孩子，日子虽苦，却甜。抗战爆发，生活更艰难了。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一个月工资养活八口人，连吃饭都成问题。高孝贞呢，卷起袖子开荒种地，带着孩子去河边捞鱼虾。她那双细嫩的手磨出了茧，可她从没抱怨过一句。
有回，闻一多烟瘾犯了，家里却没钱买烟。他咬咬牙说要戒，可高孝贞看不得他憋屈。她跑去集市买了嫩烟叶，回家洒上酒和糖水，细细切成丝，再滴几滴香油，用小火炒干。
闻一多点上烟斗抽了一口，眼睛一亮，从那以后再没抽过别的烟，还逢人就夸：“我媳妇的手艺，谁也比不上。”战火纷飞的日子，他们靠着这些小温暖，硬是熬了过来。可谁也没想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留下了高孝贞和一堆儿女。她改名高真，带着他的遗志活了下去，直到1983年去世，骨灰才终于和他葬在一起。
闻一多走了，高真却用余生守住了他的信念。墓碑上刻着“闻一多·高真”，六个字，简简单单，却藏着一段从抗拒到生死相随的传奇。
婚姻这东西，谁说得准呢？当初的闻一多嫌弃得要命，可到头来，他和高孝贞愣是把包办的缘分，活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