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说：“不必来，你要是念及旧情，就让行刑的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天还没亮，台北城外的小山坡上，草垫被晨露打湿，士兵们低头擦拭枪口，远处传来脚步声——陈仪来了，那个曾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却要倒在这里。薄雾笼罩着这片荒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几只早起的乌鸦在枯树上低鸣，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悲剧提前哀悼。
士兵们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不安，他们的手指在枪栓上来回摩挲，似乎想借此驱散心头的恐惧。远处，几个村民偷偷探头张望，低声议论着：“听说是个大官，咋落到这步田地？”
脚步声越来越近，陈仪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雾中。他穿着破旧却依然挺括的军装，双手被粗麻绳紧紧捆住，身后两名士兵小心翼翼地押着他。他的步伐沉稳有力，脊背挺得笔直，像极了当年在战场上指挥千军的模样。
没人知道，此刻他的内心是否翻江倒海，但从他平静的神情来看，他似乎早已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只是，他的眼神偶尔掠过人群，带着一丝复杂的光芒——那是怎样的目光啊？愤怒？遗憾？还是对人世的无言控诉？
就在陈仪走近刑场中央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沉寂。人群一阵骚动，只见一个身影从雾中冲出，竟是汤恩伯！他满脸憔悴，眼眶红肿，军装上沾满了泥土，显然是一路狂奔而来。
士兵们愣住了，纷纷看向监斩官蒋鼎文。蒋鼎文皱紧眉头，手中的烟头微微一颤，却没有开口阻止。汤恩伯几乎是扑到陈仪脚下，声音嘶哑地喊道：“义父！我……我来送您！”
这一声喊，像一把刀子刺进在场每个人的心头。陈仪低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却终究没说出什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这对师徒的关系，曾是民国军界的一段佳话。陈仪，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资历深厚，性格耿直，是国民党政学系的重量级人物。而汤恩伯，正是靠着陈仪的提携一步步爬上高位，甚至改名“恩伯”以示感恩。
可如今，这份情谊却成了刺向陈仪的致命一击。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陈仪看清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心起义，并试图拉拢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同行。他苦口婆心写下密信，劝说汤恩伯弃暗投明，为国家免于战火。
可汤恩伯犹豫再三，最终将信交给了蒋介石。那一刻，师徒之情彻底崩塌，陈仪也从浙江省主席的高位跌入囚牢。
刑场上的气氛愈发凝重。蒋鼎文走上前，手中端着一盘酒食——一壶陈年老酒，几块热气腾腾的糕点，旁边还放着一碗清汤。晨风吹过，酒香混着草地的湿气飘散开来。他低声说：“公洽，看在多年交情上，吃点东西再上路吧。”
陈仪瞥了一眼盘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他摆摆手，声音低沉却坚定：“不必了。你要是念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朝我头部开枪。”这话一出，蒋鼎文的脸色僵住了，手中的盘子几乎端不稳，汤汁洒了几滴在草地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化作一声长叹。
蒋鼎文与陈仪的交情由来已久。两人同为军界宿将，曾并肩作战，也曾在政见上激烈争执。如今，一个监斩，一个赴死，命运的捉弄让人唏嘘。而汤恩伯瘫坐在一旁，双手捂着脸，低声啜泣。
他的背叛不仅毁了陈仪，也让自己背上了“卖师求荣”的骂名。据记载，陈仪被捕后，汤恩伯曾在台北家中设下灵堂，彻夜徘徊，可这份悔意来得太晚，已无法挽回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天边泛起鱼肚白。蒋鼎文深吸一口气，转身对士兵挥手：“执行！”士兵们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举起枪。
陈仪站在那儿，目光扫过人群，突然高喊：“人死，精神不死！”声音洪亮如钟，震得在场的人心头一颤。下一秒，枪声骤响，子弹划破空气，直击他的头部。他应声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草垫，身体微微抽搐了几下，便再无声息。
人群寂静了片刻，随即爆发出低低的哭声。有人攥紧拳头，有人掩面转身。汤恩伯猛地扑到陈仪身旁，失声痛哭，可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沉默。蒋鼎文站在原地，望着那具渐渐冷却的尸体，眼角湿润，却强忍着没有落下泪来。
枪声散去，晨雾渐散，陈仪的故事却并未就此终结。他的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映照出那个时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与分裂。据记载陈仪被枪决后，其骨灰几经辗转，最终由外孙带回大陆，安葬于杭州安贤园。
而汤恩伯，则在四年后病逝日本，临终前仍被悔恨折磨。这对师徒的恩怨，或许早已随风而逝，但那句“人死，精神不死”，却如余音绕梁，久久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