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一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杀了，日本领事以此为借口，要求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后撤15公里。蔡廷锴得知后，大怒：“日本人想在上海再搞个九一八，我蔡廷锴可不是张学良！上海也不是第二个东北！” 1932年1月的一个下午，上海十九路军军部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那是蔡廷锴重重拍在桌子上的声音。刚刚，日本领事馆的人送来了一份＂要求书＂，说是因为一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杀，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后撤15公里。蔡廷锴看完这份所谓的要求书，脸色铁青，猛地站起身来，怒吼道：＂日本人想在上海再搞个九一八，我蔡廷锴可不是张学良！上海也不是第二个东北！＂ 这句话一出口，整个军部的人都愣住了。大家都知道军长脾气火爆，但这次的愤怒似乎格外不同，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慨和决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其实，蔡廷锴这股怒火早就憋在心里好几个月了。自从去年9月18日那个该死的夜晚开始，这团火就一直在他胸中燃烧。那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部的柳条湖附近炸毁了一小段南满铁路，然后反咬一口说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城开火。当时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人在北平，接到消息后，他选择了服从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令东北军＂不许放一枪一炮＂。 就这样，几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占领了沈阳，紧接着整个东北三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沦陷。那些东北的老百姓，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奴，拖家带口地往关内逃，沿路都是哭声一片。蔡廷锴每次想到这些，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 更让蔡廷锴愤怒的是，这种＂不抵抗＂换来了什么？国际上都在说中国军队软弱可欺，连打都不敢打就把地盘让给了别人。这种屈辱，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简直比死还难受。蔡廷锴经常在深夜里想，如果当时是他在东北，哪怕明知道打不过，也要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绝不会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把几千万同胞和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人。 现在，日本人又想在上海故技重施了。一个和尚死了，就要中国军队后撤15公里？这不是明摆着要重演东北的那一幕吗？蔡廷锴越想越气，他知道，如果这次再退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就会步东北的后尘。到那时候，不光是上海的几百万老百姓要遭殃，整个中国的抗日士气都会被彻底打垮。 蔡廷锴放下那份日本人的＂要求书＂，走到窗前望着外面车水马龙的上海滩。这座城市对中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绝不能有半点闪失。 上海在1932年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黄浦江两岸高楼林立，各国银行、洋行、商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从外滩的汇丰银行到南京路的大世界，从十里洋场的霓虹灯到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工人，这里汇集了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和商业活动。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都要通过上海港进出，银行存款更是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还多。如果上海落入日本人手中，那中国的经济命脉就等于被人掐住了脖子。 更严重的是，一旦上海沦陷，日本人就能在华东地区站稳脚跟，从这里可以直接威胁南京、杭州，甚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到那时候，中国的半壁江山都要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蔡廷锴心里很清楚，上海绝对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这里失守的后果比东北沦陷还要严重十倍。 正当蔡廷锴在思考如何应对时，副官匆匆走进来报告：＂军长，何应钦部长的人来了，还有张静江先生，说是有要事相商。＂蔡廷锴皱了皱眉头，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 果然，何应钦派来的人一开口就是劝说的话：＂蔡军长，委员长的意思是，当前国内形势复杂，红军还在闹腾，实在不宜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这次的事情，最好还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军事上不要贸然行事。＂ 张静江也在一旁附和：＂是啊，蔡军长，大局为重。委员长已经考虑让十九路军撤防到南翔以西地区，这样既能避免直接冲突，又能保存实力，何必要硬碰硬呢？＂ 蔡廷锴听完这些话，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些人还是老一套，还是想用＂不抵抗＂来解决问题。东北就是这么丢的，现在又要在上海重演一遍吗？ ＂撤防？＂蔡廷锴冷笑一声，＂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我们有权在这里驻兵。日本人如果胆敢来犯，我们就坚决给予迎头痛击！＂ 何应钦的人还想再劝：＂蔡军长，您要考虑清楚啊，日军装备精良，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比不上人家。硬打起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装备差又怎么样？＂蔡廷锴越说越激动，＂东北军的装备不比我们差，结果怎么样？一枪不放就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我蔡廷锴可不是张学良，上海也不是第二个东北！＂ 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何应钦的人和张静江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他们知道，蔡廷锴这是铁了心要抵抗到底，任何劝说都没有用了。 蔡廷锴继续说道：＂我们十九路军就算没有政府的支持，就算武器装备落后，也要和日本人拼到底。中国军人一步也不能退！一定要守住上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