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压根儿不是中国人！”2008年，钱学森的侄子钱永健拿下诺贝尔化学奖，国内一片欢呼，可他却直截了当地说：“我这辈子都是美国科学家，跟中国没啥关系！” 2008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掌声如雷，一位华裔面孔的科学家手捧诺贝尔化学奖奖章，笑容谦逊却坚定。国内媒体和网友欢腾一片，喊着“钱学森侄子为国争光”。可就在这热烈气氛中，他一句话如冷水泼来：“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压根儿不是中国人！” 钱永健的故事，得从他的出身说起。1952年，他出生在美国纽约，父亲钱学榘是钱学森的堂兄，搞机械工程的专家，母亲李懿颖是位专业护士。他家从小就浸在科学氛围里，地下室塞满了实验器材。8岁那年，他在家捣鼓化学实验，不小心炸了自制炸药，把乒乓球桌烧了个精光。父亲没发火，反而语重心长地说了句“科学研究不能马虎”，这话成了他一生的信条。16岁时，他凭着一项金属与硫氰酸盐结合的研究，拿下西屋科学天才搜索大赛头奖，这在美国可是“高中生的诺贝尔”，早早预示了他的不凡。 1972年，钱永健考进哈佛大学，学化学和物理，但觉得化学课太干巴，半路转向神经生物学。毕业后，他拿了马歇尔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读生理学博士，跟着理查德·阿德里安教授混。在那儿，他搞出了钙离子指示剂BAPTA，为后来荧光研究的路子打下基础。1977年博士到手后，他在剑桥当了几年研究员，1982年跳槽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1989年，他又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干起了药理学、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这地儿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大本营。1995年，他入选美国医学研究院院士，1998年又进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术圈里那是混得风生水起。 2008年，钱永健因为绿色荧光蛋白（GFP）的研究，和下村修、马丁·查尔菲一块儿拿了诺贝尔化学奖。GFP是从水母里挖出来的宝贝，在紫外光下能发绿光。他用基因工程把GFP改得更好用，成了生物研究的超级工具。科学家能靠它追踪细胞里的分子，看癌细胞怎么扩散，或者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进展。这技术牛得不行，直接把生物学和医学往前推了一大步。国内听到这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毕竟他是钱学森的堂侄，大家都觉得这是给中国人长脸的事儿。 可就在这当口，钱永健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采访时，冷不丁扔出那句“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压根儿不是中国人！我这辈子都是美国科学家，跟中国没啥关系！”这话一出，国内炸了锅。网友们有的气得跳脚，说他忘本，钱学森为中国拼了命，他倒好，连句暖心话都没有；有的纳闷，他是不是有啥难言之隐，怎么这么绝情？舆论一下子从欢呼转向争吵，大家都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划清界限。 面对这些质疑，钱永健没急着辩解。几天后，他在另一场发布会上淡淡地说了句：“我理解大家的情感，但我是在美国受教育，科研团队也在美国搞起来的。科学是我的事业，国籍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说完他就继续埋头研究去了。这态度虽然冷静，但也没平息国内的热议。有人觉得他太冷漠，血脉里的根不认也罢了，连点情面都不留；也有人琢磨，他这话其实挺实在，科学这东西，本来就不看国籍。 其实，钱永健的经历全在美国扎根。他从小到大没在中国生活过，教育、科研、团队都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思维也完全是美国那一套。反过来，钱学森不一样，他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却毅然回国，把青春和才华献给了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两人的选择截然不同，但都跟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价值观脱不开关系。钱永健的身份认同，更多是基于他自己的经历，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期待。 科学界对他的评价，倒没受这争议影响。诺贝尔奖委员会直言，他的GFP研究推动了生物学和医学，国籍啥的不重要。国际同行也站他这边，说科学无国界，成果是全人类的。美国科学圈更是把他捧得高高的，夸他是“真正的科学家”。这事儿也让人看到，科学这行当，确实更看重贡献本身，而不是你打哪来。 拿奖后，钱永健没歇着，继续钻研医学应用。他带团队搞出可注射荧光肽，帮外科手术标记神经。2011年，他们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论文，说用噬菌体展示法挑出一种肽段，能精准粘上神经。小鼠实验里，注射后两小时神经就亮得跟灯似的，持续8小时，跟周围组织的对比度高到十倍。这技术后来还在人体样本上试成功，临床潜力老大了。他还热心教育，在圣地亚哥科学节跟学生聊科研，鼓励年轻人多闯荡。2016年，他又去了俄勒冈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继续研究神经系统。 可惜，天妒英才。2016年8月24日，钱永健在俄勒冈尤金市骑自行车时突发医疗事件走了，才64岁。据说可能是心梗或中风，他之前还抗过癌，2013年也中过一次风。妻子温迪在悼词里说他是个先行者，灵魂自由，智慧和勇气并存，他的成就永远闪光。他的去世让科学界很惋惜，但他的荧光技术还在发光发热，癌症研究、神经科学、外科手术都离不开他留下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