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一个深夜，35岁的季羡林正在给23岁的德国女友揉肩，突然说：“我要离开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德国女友转身死死抱着他，哭着哀求：“留在这里好吗？我需要你！” 1945年10月的一个深夜，哥廷根小镇已经沉睡，只有伊姆加德家二楼的那扇窗还亮着暖黄色的灯光。房间里，35岁的季羡林正坐在那张熟悉的木椅上，双手轻柔地为23岁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揉着肩膀。 伊姆加德刚刚完成了季羡林博士论文的最后几页打字工作，那台老式的西门子打字机还散发着墨香。她的金发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泽，白皙的脖颈因为长时间低头工作而显得有些僵硬。季羡林的手指轻抚过她的肩胛骨，感受着她肌肉的紧绷。这样的夜晚，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从1940年秋天开始，整整五年时间里，几乎每个需要打字的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 桌上散落着厚厚的手稿，那是季羡林即将完成的关于梵文和巴利文的研究论文。每一页纸上都有伊姆加德用红笔画的小笑脸，那是她打字时的习惯，每当遇到特别有趣的学术观点，她就会在旁边画上一个俏皮的表情。房间里弥漫着她身上淡淡的薰衣草香水味，这味道已经渗透到了每一页论文里。 突然，季羡林的手停了下来。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沉重：＂我要离开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伊姆加德猛然转过身来，那双平日里总是充满笑意的蓝眼睛瞬间盈满了泪水。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死死地抱住了季羡林，紧得仿佛要把他融化在自己的血肉里。 ＂留在这里好吗？我需要你！＂她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用的是那种她平时舍不得说出口的德语。这五年来，她从来没有如此直白地表达过自己的感情，总是用帮助打字、准备茶点这些细微的举动来表达内心的爱意。 那个深夜的告别，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埋下了伏笔。在1940年的秋天，29岁的季羡林刚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不久，经常去找清华同学田德望聊天解闷。田德望住在一户德国人家里，房东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伊姆加德正好和季羡林年纪相仿。 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季羡林后来回想起来总是历历在目。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伊姆加德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金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身材修长，皮肤白得像瓷器一样。 真正让两人走近的契机，是季羡林那篇耗费了大量心血的博士论文。1940年秋天，他拿着密密麻麻的手稿找到伊姆加德，请她帮忙打字。那个时代的德国姑娘大多都会使用打字机，伊姆加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那时起，季羡林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她家里，在她的卧室里，两人紧挨着坐在那张小桌子前。 打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那些复杂的学术术语和梵文转写。每当伊姆加德把那些点横分明的字母打错时，季羡林就会轻轻握住她的手，手把手地教她改正。她的手指纤细柔软，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上面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有时候两人的手碰在一起，伊姆加德会脸红，但从不躲避。 那些长篇论文的打字工作往往要持续到很晚，万籁俱静的时候，伊姆加德才会稍微挪动一下身子，温柔地对季羡林说：＂你该回去了。＂但她的眼神分明在说：真希望你能留下来。季羡林每次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走在哥廷根寂静的石板路上，心里五味杂陈。 从1940年一直到1945年，整整五年时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季羡林攻读博士后期间，很多重要的论文都是交给伊姆加德打字，而她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完成，从不抱怨。她会用红笔在稿纸上画上俏皮的笑脸，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季，你的文字像中国茶叶一样清香。＂ 春天的时候，两人经常去城郊的苹果园散步。伊姆加德喜欢把花瓣夹进季羡林的书页里，用德语轻声念他翻译的唐诗。她最喜欢的是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然发音不太标准，但每次念的时候眼神都特别温柔。 可是每当话题涉及到婚姻和未来时，季羡林就会沉默。他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些沉重的画面：1929年，他18岁那年，婶母为他安排的包办婚姻。那个叫彭德华的农村姑娘，比他大4岁，目不识丁，但善良老实。更早的时候，1917年，6岁的他被过继给叔父时，生母握着他的手说：＂到了城里要听婶母的话。＂没想到那一别竟成永诀——1929年生母去世时，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婶母陈氏的身影更是时时刻刻出现在他的梦里。那个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浆、走街串巷叫卖筹集学费的女人，把窝头留给他吃，自己啃野菜饼子。他穿新布鞋上学，她的鞋却补丁摞补丁。1935年他赴德留学前，婶母拉着他的手说：＂家里有德华，你放心。＂这句话像一道无形的锁链，牢牢地锁住了他的心。 在德国的这些年里，彭德华独自在家侍奉婶母，把季羡林每月寄来的津贴都换成金条，一针一线地缝在棉被里保存起来。她不识字，写不了信，只能通过别人代笔，每次都是简单的几句话：＂季先生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