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 1984年年初，部队在战区安排下撤离老山，途中一个小分队悄然离队，前往原战场方向。队伍由汪斌带队，几人步行翻山越岭，背着简单的工具。他们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寻找阵亡战友的遗体。 三天后，小分队与部队失联。接应的人等了整整两夜，只收到前线传回的简短电报：“未归。”战区并未就此立案，因当时战事仍在持续，一切未归都可能意味着牺牲。直到三个月后，有人证实，汪斌等人是在搜索遗体过程中遭到伏击，只有汪斌一人生死未卜。 被俘当天，汪斌负伤严重，腿部中弹无法行走。他被越军绑在木架上抬往后方。沿途有人认出他是带队军官，于是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单独关押。 开始几个月，越军每日审讯。每次都从基本信息开始，然后逐步问起战区部署、部队指挥体系。没有答案，继续上刑。绳捆、电击、吊打，全换着来。汪斌从未开口。他们曾试图通过减刑诱降，也曾找来通中文的人员软硬兼施，但都失败。 随着时间推移，越军逐渐放弃审讯，改为长期监禁。他被关押在一处潮湿简陋的单间，每日食物不足，一次食物中断持续五天，差点没挺过去。他曾用床板撬墙，用水壶砸门，后来试图割破胳膊，敌人发现后将他送去所谓“治疗所”。 治疗所其实就是控制生命体征的地方。他被迫灌食、注射，根本无从反抗。他曾三次尝试绝食抗争，均被强行喂食。一次，他试图以自缢方式结束生命，被守卫发现后打断肋骨。 那年年底，他彻底放弃了逃脱的想法。每天早上醒来就是等待入夜，每一周重复，每一月雷同。唯一的变化是他的体重，从入狱时的68公斤，降到最后的37公斤。 1990年年中，越南通知中方，愿意进行一批战俘交换。中方递交了若干失踪人员名单，越南最后确认了其中九人，其中包括汪斌。消息传到云南军区，没人相信他还活着。 中方接回战俘的那天，昆明机场静悄悄。没有欢迎队伍，也没有横幅标语。汪斌和其他几位归国者直接被送往战区医院，一边体检，一边接受组织谈话。 最初，关于他被俘的原因并无详细记录，加之他本人不主动交代，被安排“待查”。院里有人见他总是低头沉默，私下议论四起。传言说他交代了军事情报，才被越军长期留用。有人甚至暗地里称他“活着回来的不光彩”。 调查持续了三个月，没有结论。直到陈知建上校从南疆部队调来探望老战友，才为汪斌出头。他与汪斌同在118团，曾一同出任务。他去医院那天，汪斌看着他，什么都没说。陈知建坐下，也不问，点了一支烟，放在床边。 过了一小时，汪斌开口了。他讲起那次任务——前线穿插，山谷突围，搜索阵亡者遗体、被伏击、受伤、被俘。他讲了六年监禁的每一天、每一顿饭、每一次想死却死不了的经历。 陈知建回去后写了详细报告，附带证词和当时战区的任务命令副本。报告上交后不到一个月，军区政治处批复，认定汪斌在战斗中表现英勇，被俘非自愿，且无出卖国家与部队行为。正式恢复其军籍，补发相关待遇，并授予上尉军衔。 批复下来后，有人来医院为他量体、换发军装，还给他照了张证件照。他站在医院走廊尽头的白墙前，穿着发白的旧军衣，表情平静。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某场老兵事迹展的主视觉。 退伍两年后，汪斌定居在山东某小城。他在民政系统登记后，主动申请低保，几乎不与人交谈。直到有一年，当地武装部组织纪念老山战役时，才有人找到他，请他出席。 他答应了，但现场没讲话，只站在一边。活动结束时，他独自走到一块纪念碑前，在上面一个个找熟悉的名字。他伸手摸了下其中一个名字，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没有人追问他那六年经历，也没有人再说他是叛徒。他活了下来，但从未说过自己赢了。他说：“我就站着回来。” #万能生活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