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和25年没见的初恋见面，回家后他告诉邓颖超这件事。邓颖超问他“你怎么都没有拍一张合照呢？我想要看看她。”对待情敌这么大度的女子，邓颖超的气度也非一般人可比。
“你愿意回北京吗？”周恩来轻声问，杯中的茶水冒着热气，张若名低头不语，窗外云南的山影模糊了她的眼神。
1955年春，昆明的小院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木桌上，陈毅的笑声偶尔打破沉默。这位新中国的总理，刚刚率团为万隆会议停留昆明，却特意抽空来看望三十年未见的老友张若名。她的丈夫杨堃在一旁斟茶，目光温柔而平静，仿佛早已习惯这样的场景。
可张若名的沉默，却让屋内的空气多了几分沉重。她在想什么？是拒绝背后的隐秘，还是那些被岁月尘封的青春？
三十六年前，1919年的天津街头，北风呼啸，传单如雪花般散落。张若名站在人群前，手持扩音器，声音清脆而坚定：“抵制日货！还我青岛！”她身旁，周恩来高举旗帜，眼神如炬。那是五四运动的热潮，天津女师的学生张若名与邓颖超发起“女界爱国同志会”，点燃了城市的爱国火焰。
觉悟社的成立，让这群青年有了更坚实的阵地。《觉悟》杂志上，张若名以“衫陆”为名，写下《“急先锋”的女子》，呼吁妇女从自身解放，字里行间透着火一样的激情。周恩来看在眼里，敬佩中生出一丝情愫。那时的邓颖超，还是大家口中的“小超”，青春洋溢，却还未成为周恩来命定的伴侣。
1920年1月29日，觉悟社的抗议游行撞上了北洋政府的铁门。数千学生高喊口号，铁门下有个刚够一人钻过的缺口。周恩来拦住冲动的同学，冷静地说：“我去。”张若名紧随其后，两人与另外两名代表爬进门内，却被埋伏的军警当场逮捕。
监狱的石墙冰冷，张若名却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精神很快乐！”她与周恩来并肩而坐，讨论着民族的未来，牢房的灯光映出他们年轻的轮廓。半年后，迫于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他们，但张若名的父亲却登报与她断绝关系，只因她拒绝包办婚姻，执意追寻自由。
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1920年冬，张若名随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巴黎的云母片厂。机器的轰鸣中，她埋头工作，汗水滴在法语课本上。夜晚，她与周恩来挤在简陋的旅馆里，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922年，她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一峰”为化名，写下《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成为中国女性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她的法语流利，常常在共产主义研究会慷慨陈词，周恩来凝视她的侧脸，心中既有战友的默契，也有恋人的柔情。可1924年，命运转折。
里昂的列宁追悼会上，张若名因暴露身份险被驱逐，党内审查又以她的地主出身为由施压。疲惫与失望中，她选择退出组织，专注学业。周恩来尊重她的决定，却无法掩饰眼神中的遗憾。码头上，他登船回国，她默默送别，海风吹散了未说出口的话。
此后，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埋首学术，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震惊法国文坛，获500法郎奖金，被出版为专著。1930年，她与杨堃结婚，回国后在中法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培养无数法语人才。
1955年的重逢，勾起了周恩来的回忆。他笑着说：“小超让我问你好！”张若名一愣，记忆中那个活泼的“小超”早已是新中国的巾帼英雄。陈毅兴致勃勃地与她探讨法国文学，从巴尔扎克到纪德，气氛融洽。
可当周恩来提出回北京工作的邀请，张若名却犹豫了。她热爱云南的讲台，热爱文学的纯粹，不愿意回去。
张若名的一生，是革命与学术的交响。她为中法文化交流留下近百万字的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学先河。她的故事，如同一盏微光，照亮了革命年代的友情与理想，也映出了时代洪流中的无常。
张若名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云南大学，她在北平中法大学期间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她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至今被法国文学界视为研究纪德的经典之作。据统计，她培养的法语学生中，超过百人成为新中国外交与教育领域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