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沈醉到白公馆视察，与一个疯老头擦肩而过时，沈醉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便问道：“这人不简单，他是谁？”
1947年春，重庆白公馆监狱外，春风拂过歌乐山的松林，带来一丝暖意。监狱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被推搡着，跟在一队看守身后，肩上扛着麻袋，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看守皱着眉，远远避开这股酸臭味，低声咒骂：“这韩疯子，真是个麻烦！”老头咧嘴一笑，眼神却在无人注意时，悄悄扫过周围的路口与岗哨。
这老头名叫韩子栋，十年前，他还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传递着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一场突如其来的告密，将他推入了地狱。被捕后，他受尽酷刑，骨头断过，皮肉焦烂，却始终咬紧牙关，没吐露半个字。
如今，他是白公馆的“韩疯子”，一个无人理会的废人。但此刻，他心中却燃着一团火——逃出去，找到组织，揭开这座人间炼狱的真相。
白公馆的日子如同裹着铁丝的梦魇。监狱坐落在歌乐山半腰，四周高墙电网，哨兵持枪巡逻，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囚犯的呻吟。韩子栋被关进这里时，早已遍体鳞伤。特务们起初对他严刑拷打，铁鞭抽在身上，血水顺着地面流淌。
他们逼问地下党的联络点与名单，甚至抓来他的亲友，试图用酷刑击垮他的意志。 韩子栋亲眼看着一位同志被折磨致死，鲜血染红了审讯室的地板。他强忍泪水，喉咙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装作神志不清。
那一刻，他明白，唯有让自己变成一个“疯子”，才能让特务放松警惕，为活下去争取时间。 装疯并非易事。他故意让自己肮脏不堪，每次下雨，他便冲进泥坑，抱着泥巴涂满全身，头发结成一团，散发刺鼻臭味。
吃饭时，他抓起稀粥往脸上抹，嘴里念叨着谁也听不懂的胡话。看守起初还会拿棍子抽他，后来见他眼神呆滞、口水横流，便懒得再管，戏称他“韩疯子”。 韩子栋却在暗中观察。每晚，他蜷缩在阴冷的牢房角落，借着微弱月光，用手指在墙上划下监狱的布局：岗哨位置、换班时间、大门锁的结构。
他知道，逃跑的机会只有一次，稍有差池，便是万劫不复。
1947年春，国民党军统高级特务沈醉亲自来到白公馆，检查关押情况。沈醉从韩子栋身边走过，步伐却猛然停住。他眯起眼，盯着韩子栋那张脏污不堪的脸。
“这人是谁？”沈醉的声音低沉，带着几分怀疑。 看守忙赔笑：“沈处长，这是个疯子，叫韩子栋，关了十几年，早就废了。”
沈醉皱眉，目光如刀般在韩子栋身上扫过。那一刻，韩子栋感觉后背一阵发凉，仿佛被毒蛇盯上。他知道，沈醉的直觉向来可怕，若被带去审讯，装疯的假象恐怕撑不了多久。 幸好，监狱负责人一再保证韩子栋已疯癫多年，沈醉才冷哼一声，挥手离开。
韩子栋表面痴笑，心里却暗自庆幸：好险！他意识到，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行动。 *
机会终于在几个月后到来。白公馆的看守头子张麻子要外出采买粮食，因人手不足，便点了几个囚犯当苦力，韩子栋名列其中。张麻子斜眼看了看韩子栋，嗤笑：“就这疯子，搬袋米都费劲，带出去干嘛？”手下却说：“他傻乎乎的，跑不了，省得咱们费力。”
韩子栋被押出大门后慢吞吞地跟在队伍后头，眼神却飞快扫过四周：左边是条小巷，右边通往嘉陵江，远处隐约可见码头的炊烟。 这次采买，韩子栋没轻举妄动。他老老实实扛米搬面，观察每条街道的岔路与人流。
接下来的几次外出，他逐渐摸清了路线， 1947年夏，一个闷热的午后，机会降临。张麻子带队采买，照例带上韩子栋。
走到闹市时，一个熟人突然拍了张麻子的肩：“老张！好久不见，进去打两圈牌吧！”张麻子搓搓手，牌瘾上来，扭头看了眼韩子栋，见他正蹲在地上抓蚂蚁玩，便不耐烦地挥手：“你们看着点，我去玩一会儿。” 韩子栋的心跳如擂鼓。他假装起身，嘴里哼着怪调，慢慢挪到街角。
看守们正忙着搬货，无人注意他。他瞥了眼茶肆，张麻子正背对街口，吆喝着甩牌。就是现在！
韩子栋深吸一口气，脚下猛然发力，冲进小巷。身后传来看守的喊声：“韩疯子跑了！”他头也不回，拼尽全力奔向江边。终于，他冲到码头，跳上一艘刚要离岸的渡船。
江风吹过，韩子栋瘫坐在船板上，泪水混着汗水滑落。他自由了。
逃脱后的韩子栋并未安全。国民党特务四处搜捕，他乔装成货郎，辗转多地，终于在年底抵达河南解放区。见到党组织的那一刻，他双膝一软，哽咽道：“我回来了……” 韩子栋向组织详细汇报了白公馆的情况：监狱关押着近百名政治犯，环境恶劣，特务随时可能屠杀。
组织迅速制定营救计划，但因监狱加强戒备，行动受阻，最终仅救出少数人。
据党史资料，白公馆监狱是国民党镇压中共的重要据点，1949年解放前夕，特务大规模屠杀囚犯，酿成“11·27”惨案。韩子栋的逃脱为中共提供了关键情报，虽未能全部救人，却为后续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