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饭店，中共元老潘汉年被捕。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一位曾驰骋革命舞台的风云人物，推向了人生的至暗时刻。1906年，潘汉年在江苏无锡呱呱坠地，家境虽不富裕，却为他提供了求学的条件。19岁那年，他投身革命洪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迅速在上海滩的文化圈崭露头角。与郭沫若、田汉等名流共事，他笔耕不辍，参与左翼文学创作，通过文章和刊物，唤醒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彼时，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却掩盖不住无数爱国志士的火热之心，潘汉年便是其中一位。
1926年，他担任《幻洲》、《十字街头》等杂志的编辑，与众多文化人士交流思想，这些刊物不仅传播文艺作品，更像革命的号角，吸引了众多进步青年。次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委派到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成为革命宣传的先锋。好景不长，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让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受重创，潘汉年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在上海租界的阴暗角落，他穿梭于险境之间，收集信息，传递情报，时刻警惕着敌人的追捕。这段经历磨炼了他的智慧和胆识。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他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骨干力量，负责情报收集和行动队工作。作为党的情报机构，他需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行动队则肩负着铲除叛徒、维护组织安全的重任。他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表面上是位文人，实际上却在与敌人进行着殊死搏斗。
1935年，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跋山涉水到达陕北。遵义会议后，他重返上海和香港，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情报工作尤为重要。1941年，他获取了日军南下侵略的情报，迅速将其送达延安，毛泽东主席对此赞赏有加，连写五个“好”字。这份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使潘汉年在党内高层赢得了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副市长，分管文化、治安等事务，并参与城市建设。他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按理说，他的功勋卓著，地位稳固，本应享受晚年安宁。命运的转折点，却在1955年悄然而至。在北京饭店，他被捕入狱。这场逮捕并非偶然，1954年的高岗事件后，党内开展了“坦白交代历史”运动。潘汉年与汪精卫早年有过接触，为了保护自己，他隐瞒了这段历史。
这段往事可以追溯到他从事地下工作时期，为了完成任务，他与许多复杂的人物打过交道，汪精卫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汪精卫尚未完全叛变，潘汉年与他接触是组织上的安排。到了50年代，汪精卫已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任何与其有过关联的人都会受到牵连。潘汉年担心此事败露会影响自己的声誉，选择了沉默。胡均鹤在坦白时揭露了此事，消息传到中央，潘汉年惊慌失措，向陈毅求助，但毛泽东主席态度坚决，纪律不容触犯。
于是，逮捕令下达。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带走，从此失去了自由。这次逮捕没有公开报道，悄无声息，对潘汉年而言，这却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入狱后，他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岁月，劳动改造，写检查，与外界隔绝了22年之久。这位曾经的文化精英、情报英雄，被囚禁在高墙之内。1977年，他含恨离世，享年71岁。他的妻子董慧也因受牵连入狱，饱受折磨，于1979年去世。他们的家人也因此抬不起头，生活异常艰难。
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1982年，中共重新审查了潘汉年的案件，确认他与汪精卫的接触是执行任务，并非叛党行为。组织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了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遗体被迁葬八宝山，墓前鲜花盛开，也算是一种迟来的慰藉。这迟来的平反，还了他一个清白，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他的事迹，撰写书籍和文章，将他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挖掘出来。这一切，对他本人而言，都已为时过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