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组织尽快给我找个老婆，要不识字、带一个孩子的。”1937年，有人找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1937年，上海租界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法租界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里，涂作潮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调试着一台老旧收音机。桌上的零件散乱，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焊锡的味道。突然，楼下传来一声急促的敲门声，涂作潮猛地抬头，手中的螺丝刀停在半空。
他的心跳加速，不是因为敲门声，而是因为白天邻居米店老板那句半开玩笑的话：“蒋老板，你这单身汉，怕不是共产党吧？” 涂作潮，化名蒋贵庭，表面上是“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老板，实则是中共地下党从延安调来的无线电专家。他的任务是修复上海与延安的电讯联系，每一道电波都关乎革命的命脉。可现在，这句玩笑话像一颗炸弹，炸得他坐立不安。
米店老板无心的一句话，暴露了他伪装中的致命破绽——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事业有成却孑然一身，在上海这鱼龙混杂的地方，太过显眼。 他迅速起身，披上外套，冒着夜雨赶往地下党联络点。推开一间烟草铺后院的木门，负责人潘汉年正在等他。
涂作潮开门见山：“组织得给我找个老婆，最好不识字，带个孩子。”潘汉年愣了一下，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涂作潮眼神坚定，语气急切：“这不是私事，是为了工作。单身太扎眼，邻居都起了疑心。” 潘汉年皱起眉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的敌人耳目遍布，一个细微的破绽都可能让整个地下网络暴露。涂作潮的身份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他的无线电技术是上海地下党与中央沟通的生命线。潘汉年当即拍板：“我来安排，尽快。”
几天后，法租界一间逼仄的弄堂房子里，张小梅正在给五岁的儿子小华缝补衣服。煤油灯的光晕映在她疲惫的脸上，针线在粗布上穿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是纱厂的女工，丈夫早逝，独自拉扯孩子，日子过得像紧绷的线，稍有不慎就会断裂。
敲门声响起，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低声说：“小梅，有人想跟你谈谈，兴许能帮你一把。” 张小梅起初有些警惕，但对方提到可以让她和孩子过上安稳日子，她犹豫片刻，点了点头。第二天，她在一间茶肆见到了涂作潮。他穿着灰色长衫，斯文却不张扬，开口第一句话是：“我需要一个家，你需要一个依靠，愿意试试吗？”
张小梅低头看了看身旁的小华，孩子正抓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打量这个陌生男人。她咬了咬牙，点头应下。 婚礼简单得近乎寒酸，只摆了两桌酒席，邻居们只当是蒋老板终于安定下来，纷纷送来贺礼。涂作潮为小华改名涂胜华，视如己出。
张小梅操持家务，烧饭、洗衣、缝补，从不问丈夫深夜摆弄收音机的原因。涂作潮则继续他的秘密工作，每晚在阁楼上调试电台，发送加密电码。电波穿过上海的夜空，直达延安。 --- 日子在表面的平静中流淌。张小梅的勤劳让这个临时拼凑的家庭有了温度。
涂作潮发现，这个不识字的女人有种朴实的智慧，她从不多问，却总能在他疲惫时端上一碗热粥。两人渐渐生出默契，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弄堂里的邻居们再也不提“单身汉”的怪话，反而夸蒋老板家和睦美满。
但平静之下，暗流涌动。1942年春，上海的局势骤然紧张。涂作潮的弟子李白被日军逮捕，地下网络岌岌可危。潘汉年紧急通知涂作潮撤离上海，以防身份暴露。那晚，涂作潮坐在饭桌前，罕见地放下筷子，看着张小梅忙碌的身影，开口道：“小梅，我得告诉你实话。我是共产党，名叫涂作潮。组织让我离开上海，你和孩子们暂时留下来，我会想办法接你们。”
张小梅手中的碗停在半空，脸上没有太多惊讶。她放下碗，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你走吧，我会照顾好孩子，等你。”涂作潮喉头一紧，想说些什么，却只点了点头。 他连夜离开，消失在上海的雨雾中。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一名陌生男子敲开了张小梅的门，低声说：“涂同志让我来接你们。”张小梅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着三个孩子，辗转千里，来到新四军根据地。涂作潮在简陋的土屋前等候，风尘仆仆的他抱住孩子们，眼眶泛红。
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以军代表的身份重返上海，掌管“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张小梅和孩子们被安排在华东军政干部子弟小学附近的新居。
弄堂里的老邻居们听说蒋老板回来了，还当了大官，纷纷感叹他命好。只有张小梅知道，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远比旁人看到的风光更重。
根据党史资料，涂作潮不仅是无线电技术专家，还曾在抗战期间为中共培养了大量电讯人才。他的工作直接促成了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稳定联络，为情报传递和战略部署立下汗马功劳。张小梅虽是普通女工，却以她的坚韧和沉默支持了丈夫的革命事业。
他们的故事并非个例，在那个年代，许多地下工作者以类似的方式，通过组建家庭掩护身份，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任务。这些家庭往往在战火中分离，却又在和平中重聚，体现了革命者的忠诚与牺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