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北方草原青铜艺术，精品与佳作不胜枚举。以各种动物纹饰为主要特征的北方草原遗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发现最为集中并享有盛誉，故史学界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其中青铜饰牌是草原青铜艺术中最为精彩的“亮点”。 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是用作服装和马具上的装饰，大多为模铸，以青铜材料为主，亦有黄金制品。由于其采用平面浮雕的形式而具有较充分的自由表现空间，因而所反映的内容信息量很大。 在表现形式上，从单独的兽头、人面到群兽搏斗以及人物、动物和风景结合的复杂构图均有体现。根据构图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等几种类型； 从表现内容方面看，东胡族多以几何纹、人面纹以及双虺纹为主，而各种以动物和人物为主的题材多见于东胡后期以及匈奴族和鲜卑族的作品中。以带扣形式出现的动物纹则多出自匈奴和鲜卑人之手。 这种饰牌艺术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纪，并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即所谓“兴于东胡，盛于匈奴，终于鲜卑。”而“鄂尔多斯式”最典型和最为成熟的艺术成就是匈奴人的杰作。 匈奴族兴起于漠南黄河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狩猎原是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欧亚大陆气候的变化（逐渐寒冷和干旱）和畜牧业的发展，游牧成为其主要经济生活形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 匈奴族于战国之际骤然兴起，继而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结束了有史以来北方草原上百个游牧民族互不相属的局面，使北方草原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迈进到奴隶制社会。 春秋到两汉时期，是北方草原民族青铜艺术从长足进步走向辉煌发展的时代，其中匈奴人更是将这种艺术推向了高峰。 作为游牧民族，在艺术题材上离不开同生活密切相联的动物。同时，也正是由于牧猎生活本身造就了其准确捕捉和把握动物形象以及将其艺术地再现的高超技能技巧。 匈奴人的青铜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多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手法，动物以卧姿为常见。而晚期则形式多样化，表现风格趋于写实。 青铜饰牌在实用和艺术相结合方面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准，标志着草原青铜艺术进入成熟期。匈奴人在青铜艺术方面的重要成就，使他们在中华民族造型艺术发展史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虎入羊群”青铜鎏金饰牌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其年代当属秦汉时期，体现出较为典型的“鄂尔多斯式”成熟时期的风格特色。 这件青铜饰牌采用薄浮雕的形式，构思巧妙、构图饱满、造型生动、做工精细、表现手法挥洒自如，显示出非常成熟的造型意匠，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 仔细品味，其中所传达出来的诸多造型语汇，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优秀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的一些特征和品质： 立意构思寓意深刻：该饰牌选取虎入羊群大肆杀戮的场面来表现极富戏剧性的弱肉强食的一幕。对于这种暴力场面描绘的寓意不是对弱者的怜悯，而是对强者的敬畏和赞叹。 反映出匈奴人观念中对自然界物种竞争，即所谓适者生存现象发自其生存本能的认同意识以及视强有力者为英雄的由衷赞美和崇敬之情。 构图经营运畴自如：在构图性质上该饰牌属于“适合纹样”图形，就是在既定的形状范围限制之内进行“布局经营”。 在整幅画面的构图中，运用骨格式构图法，非常巧妙地利用各种造型元素打破固有时空状态，运用多个视角，合理地利用图和地、正形和负形以及形的共用等手法，营造出构图饱满、疏密得当、极富韵律美和节奏美的，具有较高品位的装饰效果与形式美感。 即使是在造型艺术理论体系高度完备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折服匈奴匠师们高超的造型能力以及出色的艺术直觉。 刻划形象细致入微：在具体形象的刻划方面，匈奴匠师更是成竹在胸，运用了写实性的造型手法。 由于其对动物的深刻了解，在深入观察和掌握各类动物本质特征的前提下，进行提炼概括，有一整套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在形象的细节刻划上，运用夸张的手法，如凶猛的虎头、巨大有力的虎爪以及群羊惊恐的眼神等。 造型手法纯熟洗练：在整幅画面中，体现出一种潇洒飘逸的浪漫主义造型特色。在适合纹样造型的限制中，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巧妙运用各种造型手段和因素，变被动为主动，将限制转化为契机，因势利导而出奇制胜。 “虎入羊群”青铜饰牌，运用简洁洗练的艺术技巧，朴实无华的艺术语言，在饰牌的方寸之间营造了可以引发观者无限联想的广阔空间，从而传达出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真可谓神来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