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徐悲鸿邀请张大千北上，担任北平画院教授，许诺月薪3000斤小米。除此之外，组织上也派人前往张家，留下两旦米，说道：“兵荒马乱，政权交替，社会秩序混乱，以备过渡时期时用，聊表城意…”对此，张大千召集家人，说道：“想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南下!”为什么张大千执意出走，学生刘力上给出了答案：“老师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他听说新政权实行供给制，他担心不能卖画，不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张大千，1899年出生在四川内江，家里条件不错，从小受母亲影响爱上画画。12岁时，他给算命师画占卜牌，小小年纪就露了一手。17岁，他被土匪抓了，靠一手好书法脱身，这段经历磨砺了他的才华。1917年，他跑去日本学纺织染色，但画画的热情一点没丢。回国后，他拜师曾熙和李瑞清，钻研传统画法，临摹古人作品，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闯出名堂，30年代更是声名大噪。1934年，他在北平办画展，作品卖得一张不剩。1941年，他带队去敦煌临摹壁画，待了大半年，画了200多幅作品，把那些快要失传的艺术留了下来。这趟敦煌行，不仅让他名气更大，还影响了他后来的画风。 张大千是个多情又慷慨的人，有四位妻子，儿女一大堆。他爱交朋友，常把画送人，还喜欢做饭，家里养着猿猴、豹子这些稀奇宠物，生活过得挺有滋味。可到了1949年，这一切都被时代的大浪打乱了。 1949年，国共内战快结束了，新政权要上台。徐悲鸿是张大千的老朋友，写信请他去北平画院当教授，月薪3000斤小米，在当时可是大手笔。新政权的人也找到他家，留下两旦米，说是兵荒马乱之际聊表心意。张大千看着这些米，眉头紧锁。他把家人叫到一块儿，语气沉重地说：“想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南下！” 他为啥这么坚决？学生刘力上给出了答案：张大千对政治没啥兴趣，但他听说新政权要搞供给制，担心没法自由卖画。他靠画画养活一大家子人，家里开销大得很，光靠供给制那点东西，怕是撑不下去。他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想了又想，最终决定走。 他只带了四夫人徐雯波和幼女，搭上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的飞机。那天机场乱成一团，他的行李超重，全是珍贵的画作，包括敦煌临摹的宝贝。同机的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看不下去了，把自己的行李扔出去，帮他保住这些画，还让他承诺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签了字，带着复杂的心情上了飞机，告别了大陆。 离开大陆后，张大千开始了漂泊日子，先到台北，再辗转香港、印度、日本、欧洲，最后到南美。他没啥积蓄，全靠卖画过活。1956年，他在日本办敦煌壁画展，轰动一时，观众挤满展厅。后来，他把这些作品带到欧洲，巴黎博物馆都为他开了门。画风大胆又细腻，外国人看得啧啧称奇。 他在欧洲混了十年，常跑画展，认识不少艺术圈大佬。1956年，他跟毕加索在法国碰了面，两人聊艺术，一个泼墨一个画抽象，东西方艺术撞出火花。尽管海外名气越来越大，他心里总惦记着老家。1957年，他托人问过能不能回去，但时局不稳，没成。 1969年，他搬到美国，可身体不太好，老说“回台湾精神就好了”。1975年，他终于在台北双溪安顿下来，建了个“摩耶精舍”，晚年跟老友张学良、张群聚聚，画画喝茶，日子过得踏实。1983年，他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4岁，走前把62幅敦煌壁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兑现了当年的诺言。 张大千的画风独树一帜，尤其是晚年的泼墨泼彩，把传统和现代揉一块儿，成了20世纪中国画的顶峰。他在敦煌的临摹作品，不仅救了快要湮没的艺术，还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厉害。海外那些年，他没停过笔，画展一场接一场，硬是凭才华站稳了脚跟。 他的抉择，其实不光是为了自己。1949年那会儿，多少艺术家面临同样的问题：留下吃不饱，走出去又没底。他选了后者，用行动证明了艺术家的韧性。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乱世里求生不容易，但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总能闯出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