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提出：“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阿方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竟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那次会谈谢胡同李先念谈了六个多小时，内容全部是要东西。 中阿关系的演变当中，最初的火花点燃于一九四九年的冬季。 阿尔巴尼亚率先向新中国伸出外交之手，对方在世界地图上只是巴尔干半岛边缘的一块山地，却向东方传递出罕见的热度。 当时的中国刚摆脱战火，正急需国际友人支持。 五十年代里，阿方与莫斯科之间裂痕渐显，对大国沙文主义心生抵触，便愈发把目光投向北京。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出现的那场“意外站队”直接把两国捆在了一起，霍查的发言为中国挡下了苏联代表团的锋芒，也换来了中国最高层在北京齐聚阿使馆的罕见场面。 政治温度被迅速推高，气氛足以让第三方感到局促。 苏阿断交后，阿尔巴尼亚国内的机器轰鸣声骤然减弱，成片工地停摆，专家成批登船离去，物资供应线戛然而止。 北京很快调度人力与物资，把几千名技术人员和工程设计图纸送到地中海另一端。 钢铁是大宗，化肥、电力、广播、玻璃、纺织项目紧随其后，一座接一座的烟囱在地拉那周边冒出白雾。阿方内心笃定，援助不仅是一场经济输血，也是一种兄弟情义的落点，于是提出的需求越来越多。 霍查曾毫不避讳地称呼中国为“可以依靠的大哥哥”，谢胡更直言“向北京要不到，还能向谁要”。 这样也为后来的裂痕埋下伏笔。 1969年李先念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外交代表，访问了阿尔巴尼亚。 李先念此行，除了政治交流外，还带有对经济援助的评估与回顾。会谈的一个关键时刻，李先念提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你们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这个问题掷地有声，显现了中国在持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大量援助的情况下，渐渐产生的不满与疑问。 中国对阿的援助从1961年到1969年累计超过30亿元人民币，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偿援助与无息贷款，涉及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建设和军事援助。 李先念此番发问，正是代表着中国的官方立场：即使两国结为兄弟，援助依然应有其边界，而这种长期无偿的“输出”也许该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思。 阿方的回应却充满了讽刺意味。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此次会谈持续了六个多小时，内容几乎完全围绕着阿尔巴尼亚“要东西”的要求展开。 这场长时间的对话，展示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对中国援助的“索求无底洞”态度。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却没有表现出对中国援助的任何偿还计划或回报的意向。 虽然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经济上却早已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七十年代初，中美接触的暗流搅动了阿方的情绪。 北京打算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通过内部渠道传递过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火速致信北京，措辞尖锐。信中充斥着“错误”“不被欢迎”等字眼，认定中国在和资本主义世界握手的瞬间背离了之前共同遵循的路线。 北京方面没有立即反击，而是放缓了新批援建项目的节奏。 往来船只减少，技术人员轮换周期被拉长，原本天天热络的电话通知也稀疏下来。 高层互访慢慢停摆，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降低了版面面积，那股曾经的热情隐入背景。 紧接着的五年规划谈判成为转折点。 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援助清单摞成厚厚一叠，金额逼近五十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给出的数字只有十分之一。 阿方代表团把会场气氛推向冰点，指责“经济压力”伤及国家尊严。 几个月后，阿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出现影射北京的长篇发言，批评朋友“变得势利”。 信任在公开场合被反复磋磨，昔日兄弟关系出现裂缝，声音虽未彻底决裂，却已回不到当初。 一九七八年春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外交思路发生了一次清晰的拐弯。 新的对外经济战略提倡“量力而行、互利互惠”，超常规援助被贴上“畸形”标签。 对阿政策随即调整，经援项目收口，贷款重订条件，无偿军事物资停止发放。 两国关系降到大使级，象征性渠道仍在，却像被拢进薄雾。 对阿而言，中国不再是无底洞般的资源仓库；对中国而言，外交资金回归理性配置，历史包袱被主动卸载，腾挪出的空间则投向改革开放的国内建设。 降温阶段持续了半个年代。阿尔巴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尝试寻找新的经济伙伴，被西方资本谨慎审视，也难再复制曾从北京获得的“全套支援”模式。 国内工业体系因设备更新滞后开始显露疲态，能源投入不足、电网维护不力等难题轮番出现。 相较之下，中国在八十年代初步成型的市场体系吸纳外资，沿海城市出现了新建筑工地，中阿两国的国民经济此时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 一九八三年，阿方释放善意，希望恢复正常合作。 中国外交部回应以务实姿态，维持大使级互动，技术交流小规模复苏，却再未回到当年“倾囊相授”的境地。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阿关系步入稳定平淡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