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颤抖地揭开上衣对丈夫说：“今晚，再做最后一次夫妻吧！”随后抛下丈夫与女儿果断回城，42年后与女儿重逢，女儿的话却让她泪如雨下...... “今晚…再做一次夫妻吧。”颤抖的嗓音，道不尽深藏的愧疚与不舍，也无法掩盖对新生活的渴望。 可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十二年。 1969年，年仅19岁的上海姑娘李亚茹，梳着整齐的麻花辫，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蓝布棉袄，满怀激情地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登上了驶往北方的火车。 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同她一样的知青，大家叽叽喳喳地谈着未来的新生活，脸上写满了憧憬与热血。 她当时心想：“到了农村，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定能锻炼出真正的革命意志！” 可当火车在刺骨寒风中缓缓驶进黑龙江七台河公社时，李亚茹就明白，自己想得太简单了。白茫茫的天地一片寂寥，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连睫毛都结了冰。 她一下车，鞋底就被冻得像铁板，一步一滑。她被分配到生产队最苦最累的岗位之一——刨粪堆。 那是牲口棚后的积肥堆，夏天恶臭难闻，冬天硬如冻土。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李亚茹就得提着铁锹、扛着粪筐去“上工”。天寒地冻，粪堆冻得结实，她要用尽全力才能刨下一小块，铁锹常常反弹回来震得她手腕发麻。 那年冬天格外冷，温度低到零下三十多度，她的双手在没有防水手套的保护下，被冻得青紫，裂开一道道口子，血和脓渗进泥里，仍然不敢停歇。粪堆里的氨气熏得她睁不开眼，每次干完活，眼泪鼻涕混着冻得一脸。 她只能咬紧牙关，把委屈和眼泪都咽进肚子里。 1971年，命运似乎终于给了李亚茹一点喘息的机会。 那年秋天，村里的小学突然缺了老师，原本负责教学的老教师病倒了，大队书记记得李亚茹字写得漂亮，说话也有条理，就拍板让她去学校临时代课。 也正是在这所破旧却充满希望的乡村小学，她遇到了刘宝民——一位年纪比她大几岁的民办教师。 刘宝民不善言辞，常年穿着洗得泛白的棉袄，说话总带着几分憨厚。可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总是在她最需要帮助时默默出现。 1974年那个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学校的老教室不堪重压，房梁在雷雨中“咔嚓”一声断裂，孩子们惊慌四散。李亚茹被卡在课桌与断梁之间，动弹不得。 危急时刻，是刘宝民顶着暴雨冲进来，冒着坍塌的危险把她背起，艰难地趟过齐腰深的泥水，一步一步把她送到安全地带。他的后背全被雨水和泥浆浸透，脸上却没有一句怨言。 那一夜，李亚茹在被窝里默默流泪，她知道，自己这颗心，已经交给了这个朴实的北方汉子。 没过多久，在村头那棵苍老的榆树下，两人简单地成了亲。 女儿小雪出生后，家里虽仍清贫，但多了欢笑和温暖。 可1978年，春雷炸响般的消息打破了她的宁静——国家开始允许知青返城。那条曾被封死的归路，忽然间又打开了。 许多知青开始收拾行李、回城安置，李亚茹的心也开始动摇。 她想念上海的父母、熟悉的街巷，更想给小雪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城市的学校、图书馆、电灯电话……这一切，在她心里疯长，像压也压不住的野草。 她悄悄去办了返城的证明，连夜收拾了一个小包袱。 李亚茹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着熟睡的小雪，再看看丈夫，心里一阵绞痛。那个曾让她日夜向往的“回上海”的念头，此刻变成了一把刀，在心里一下一下划着。 她沉默了一夜，等到天快亮时，才在微弱的灯光下，哆哆嗦嗦地解开自己的衣扣，声音低得像蚊子：“今晚……咱们就做最后一次夫妻吧。” 刘宝民怔了一下，没有追问，只是默默将她拥进怀里，泪水无声地滑落。 第二天，天蒙蒙亮，李亚茹背起包袱，轻轻关上了木门。积雪在脚下吱呀作响，她一步步朝村外走去，头也不敢回。 回到上海，李亚茹顶替母亲进了纺织厂，一天天在机器的轰鸣声里打发日子。九十年代工厂倒闭，她又在弄堂口摆起了小摊，帮人改裤脚，挣点小钱糊口。 后来，她分到了政府的电梯房，生活总算安稳下来。 物质上踏实了，心里却空落落的。 光阴一晃，就是四十多年。 已经62岁的李亚茹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思念和愧疚，她买了去哈尔滨的机票，决定回七台河看一看。 女儿小雪，如今在县医院当护士长。李亚茹攥着写着地址的纸条，脚步沉重地找到了医院。 在医院的走廊里，她见到了小雪。四十多年的岁月，早把当年那个三岁的小丫头雕琢成了一个鬓角染霜、眼角带着清晰皱纹的中年妇人。 当小雪得知面前这个陌生的老人就是当年抛弃自己的亲生母亲时，脸上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得知前夫早已去世的消息，李亚茹悲痛万分，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再也无法弥补。 主要信源：（临安新闻网——《上山下乡50年后，百余名知青重返白牛第二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