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被皇帝赐死，反正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先骂皇帝一顿再死？ 崇祯十七年，春风未暖。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前，召来了几位心腹大臣。这些人知道，皇帝这次找他们，多半是要＂赐死＂——让他们随驾殉国。 令人意外的是，面对死亡，这些大臣没有一个破口大骂，反而纷纷叩头谢恩。一位大臣甚至在自刎前写下谢表：＂臣不能保国家，愿以死尽忠。＂ 为什么古人被皇帝赐死，不选择痛快骂上一场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回到八十年前的另一个场景。明朝万历年间，敢言直臣海瑞写完《治安疏》，直接把棺材放在了家门口。这份奏疏中，他毫不留情地指责嘉靖皇帝＂昏庸无道＂，甚至列举了皇帝的十大罪状。按照常理，这种行为必死无疑，连带全家都可能遭殃。 海瑞临危不惧的背后，是对死亡方式的精确计算。在古代，死亡并非只有一种。＂处死＂和＂赐死＂看似都是丢命，实际上天差地别。 武则天时期的大臣刘祎之就深谙此道。当武则天下令＂赐死于家＂时，刘祎之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提笔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谢表，感谢武则天的＂恩典＂，然后才悄无声息地自尽。在这份谢表中，他一边感谢皇帝，一边巧妙地表明自己的清白。 为什么要谢恩？因为＂赐死＂意味着你可以在家中或狱中体面地结束生命，不会被押到闹市公开行刑。更重要的是，＂赐死＂通常只针对个人，家人有可能幸免于难。相比腰斩、车裂、凌迟等让人闻风丧胆的极刑，能够保全全尸已经是一种＂幸运＂。 方孝孺的例子告诉我们激怒皇帝的代价有多大。朱棣威胁要诛他九族时，他竟然回怼：＂诛我十族又怎样？＂结果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人。不仅家人，连学生、朋友都被砍头，共873条人命因他的一句顶撞而消逝。 同样的教训在清朝才子金圣叹身上重演。他在刑场上本可安静赴死，却突然喊出：＂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让监斩官脸色骤变，行刑后立即拿下他的儿子一并处死。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刑场上人头攒动。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面对死亡，神色平静。当刽子手的刀即将落下时，他不但没有求饶，反而高声喊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在历史的天空久久回荡。 谭嗣同本可逃跑。同伴梁启超已经设法帮他安排了逃亡日本的路线，但他拒绝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他选择了死，更选择了用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将慈禧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谭嗣同相似，明朝杨继盛在弹劾严嵩后被捕入狱。行刑前，他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自己挖出腐肉、断筋剔骨，只为留下＂铁骨忠臣＂的形象。他知道，这样的死法会被写入《明史》，让后人记住他的忠烈。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像谭嗣同和杨继盛一样勇敢。《水浒传》中的宋江在小说里被塑造成反抗英雄，但历史上的真实宋江却是另一番面孔。招安前，他在绿林中常骂＂皇帝老儿＂；真见了宋徽宗时，却比谁都跪得快，将反抗者的形象抛到九霄云外。 古代统治者深知言论的力量，因此设计了严密的防范系统。囚犯在押送刑场的路上会被塞入木丸（口枷），就是担心他们一路上高喊反动口号，引起民变。更狡猾的是，刽子手在行刑前还会例行公事地问：＂有没有遗言？＂看似人道，实则是钓鱼执法——但凡敢说出对皇权不敬的话，立刻就能加罪。 对普通人来说，活着就已经不易，面对危险时更会想方设法自保。唐伯虎就是个中高手。他卷入科举舞弊案后，眼看就要掉脑袋，立刻在街上脱光衣服学狗叫，装疯卖傻。这招异常管用，朝廷认为他精神失常，最终免了死罪。 清朝有位读书人写了反诗被抓，面对审讯，他急中生智说：＂这字不是我写的，是我家猫蘸墨踩的！＂这种荒谬到极点的辩解，居然真让他蒙混过关。 在古代，能公开挑战皇权的人少之又少。据统计，99%的古人选择沉默，0.9%的人只敢偷偷写日记发牢骚，只有0.1%的狠人敢公开叫板——而这些人中，大多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也因此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