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价郭沫若：“他倒是个才子，但也是个流氓。”鲁迅评价林徽因：“这就是一个没有

鲁迅评价郭沫若：“他倒是个才子，但也是个流氓。”鲁迅评价林徽因：“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事，还总瞎感慨的交际花。”鲁迅眼中的徐志摩更绝，说他“黏糊糊的脂粉气”，甚至恨不得“把他送疯人院去”。 鲁迅评价文人，从来不留情面。他骂郭沫若：“他倒是个才子，但也是个流氓。”说林徽因：“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事，还总瞎感慨的交际花。”对徐志摩更狠：“黏糊糊的脂粉气”，甚至想把他送进疯人院。 鲁迅这人，写文章像拿刀子，锋利得很。他对民国文坛的几位大咖——郭沫若、林徽因、徐志摩——的评价，那真是毫不客气，直戳痛处。这仨人，各有各的才华和名气，可在鲁迅眼里，他们身上都有让他看不顺眼的地方。 先说郭沫若。鲁迅说他“他倒是个才子，但也是个流氓”，这话听着挺矛盾。才子好理解，郭沫若确实有才。他的诗集《女神》当年一出，轰动文坛，那种奔放的浪漫主义风格，开辟了新诗的路子。他还写剧本，像《屈原》，很有感染力。加上他研究历史，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学问也扎实。可“流氓”这词儿，就有点刺了。鲁迅可能是看不上郭沫若的多变和圆滑。这家伙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来跑去日本避难。1949年后，他当上大官，像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可到了晚年，尤其特殊时期期间，他写了不少应景的东西，让人觉得他没啥底线。鲁迅眼里，文人得有骨气，不能随风倒，郭沫若这种墙头草的作风，可能就让他觉得“流氓”了。 再看看林徽因。鲁迅说她“一个没有什么事，还总瞎感慨的交际花”，这话够毒。林徽因可不是普通人，她是建筑学家，和梁思成一块儿研究中国古建筑，写了《中国建筑史》，这贡献不小。她还写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多美啊，感情细腻得不行。可在鲁迅看来，她就是个“交际花”。为啥？林徽因确实爱社交，圈子大得很，跟徐志摩、胡适这些人来往密切。她长得漂亮，又有才华，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可鲁迅不吃这套，他觉得她这些诗啊感慨啊，太小资了，净是个人情感，没啥社会意义。那时候国家乱成一团，鲁迅想要的是能唤醒人的文字，不是这种“瞎感慨”。他可能觉得，林徽因有才，却没把才华用在正地方，浪费了。 徐志摩就更惨了。鲁迅说他“黏糊糊的脂粉气”，还恨不得“把他送疯人院去”。这评价简直狠到家了。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诗人，写《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浪漫得不行。他追求爱情和美，生活态度也挺阳光。可鲁迅看他，像是看个不接地气的公子哥儿。徐志摩的诗，确实美，但美得有点空，净是云啊花啊的，没啥现实的泥土味儿。鲁迅还拿他的感情史开涮，在《我的失恋》里写“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讽刺他追林徽因那股不切实际的劲儿。加上徐志摩搞的新月派，跟鲁迅的《语丝》派理念不对付。新月派讲“文学独立”，觉得艺术就该纯粹点，别掺和政治。鲁迅不认同，他觉得那时候文学得有用，得批判社会。两边理念撞车，鲁迅自然看徐志摩不顺眼。 鲁迅为啥这么刻薄？这得从他的想法说起。那年头，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打仗，老百姓苦不堪言。鲁迅觉得，文人不能光顾着自己，得用笔去戳社会的痛处。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是拿文字当武器，揭露现实的丑陋。可郭沫若、林徽因、徐志摩这些人，在他眼里，要么太世故，要么太自我，要么太梦幻，都没担起文人的责任。郭沫若的《女神》虽然新颖，可没啥批判性。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再美，也没触及社会问题。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浪漫是浪漫，可对现实一点忙都帮不上。鲁迅看不惯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派，才下了这么重的评语。 再说广一点，鲁迅跟新月派、创造社这些团体的冲突，也加深了他对这几人的看法。新月派有徐志摩，创造社有郭沫若，两边都跟鲁迅不对付。1925年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他们忙着接待，鲁迅却在《语丝》上酸他们是“旷男怨女的自怨自艾”。创造社早年跟鲁迅也不和，郭沫若虽然后来淡出文学圈，但他跟鲁迅的隔阂一直都在。这些团体间的争斗，其实是文学理念的碰撞。鲁迅要的是战斗的文学，别人要的是艺术的文学，路子不一样，矛盾自然就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鲁迅跟这仨人的关系，也没到撕破脸的地步。他对徐志摩的批评，多是文字上的发泄，没真动手。徐志摩1931年飞机失事死了，鲁迅日记里就写了“徐志摩殒地”，没多说啥。郭沫若跟鲁迅交集不多，知道自己被骂，也没还嘴。林徽因更不用说，她继续搞她的建筑和文学，没受啥影响。鲁迅1936年去世，郭沫若活到1978年，林徽因1955年走。这几位，各有各的路，可他们跟鲁迅的碰撞，却让民国文坛热闹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