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任达哉被捕，他不堪酷刑，交代了上级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见面。特务赶紧带人去找，就在他们转悠两天马路后，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这一段早已过去多年的往事，还是在1950年的一天，当时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被关进白公馆后，在审讯之中才交代出来的事情。
正是通过这一次审讯，才让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大部分同志被国民党清剿殆尽的背后不为人知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948年，重庆地下党员任达哉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幸被国民党逮捕，由于经受不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再加上他自己原本意志就不坚定，很快便背叛了革命，当场将上级杨清的相关信息透露给了国民党特务。
杨清的原名叫许建业，1938年入党，当时在重庆担任市委委员。国民党特务根据任达哉所给的情报，提前安排好特务在保安路对面那家茶馆附近进行埋伏，只要许建业一出现，便寻找时机，将他和他同伙一起逮捕。
那几天，徐远举一直带着手下紧盯着茶馆的动静。他们在那里游走了两天，却没有任何收获。正当他们怀疑情报的真实性时，目标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许建业前来茶馆与任达哉进行交接，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任达哉已经叛变，自己也身处绝境之中。在茶馆的老地方等了半天，许建业也没有见到任达哉出现。看着在门口附近来回徘徊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当时，他起身想要冲出去，还没到门口，他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许建业被国民党特务抓回了看守所。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从他口中了解更多关于地下党的情况，对许建业强加了各种酷刑拷打，但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未曾透露一字一句。
许建业在狱中遭受了很多非人的对待，多次重伤昏迷，可国民党特务惨无人道，每当他昏迷不起，便立即用冷水将他泼醒。
经过一天一夜的审问，国民党特务用尽各种手段，却始终撬不开许建业的嘴，无奈之下，只好将其关押在拘留所之中，等待上级指示。
此时的许建业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可心中那份革命的斗志和爱国的情怀，一直支撑着他前行，让他苦苦坚持着，绝不轻言放弃。
静坐在牢房之中的许建业此刻心急如焚，因为他想起来，在宿舍的床底之下，还藏有十几位工人的入党申请书以及三份党内高度机密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这些东西绝对不能落入国民党之手。可如今自己身处绝境，又怎么把消息传递给在外面的同伴呢？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狱中看守陈远德看出了他心中有事，便开始伪装出同情的样子，骗取了许建业的信任，从他口中了解到了那几份入党申请书和党内文件的所在，立即将此事禀报给了上司徐远举，还获得了上级的褒奖，自己连升三级，从看守员提升到了少尉。
根据手中掌握的情报，徐远举立即带人对许建业的宿舍进行了搜查，由文件中的信息，抓捕了很多参与过革命的工人，并将他们残忍杀害。
许建业在知道陈远德欺骗了自己之后，心中懊恼不已，因为他的错误信任，造成这么多无辜的人的死亡，此刻的他心中愧对党内同志。
然而，事态还远远未止于此，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徐远举在国民党中做特务头子多年，他深知地下党之间联系的方式方法。于是，他故技重施，在许建业的宿舍周围安排了人手埋伏起来，准备来一个“守株待兔”。
经过多天的蹲守，他的手下在宿舍之中逮捕了当时前来寻找许建业的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并将他押回了国民党特务的据点。
之后发生了什么可想而知，国民党特务对刘国定进行了一番严刑拷打。最终，刘国定经受不住酷刑，心理防线全面崩塌，自甘堕落，沦为了国民党的犬牙，向他们提供了很多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情报。
通过刘国定这一条线，徐远举逐渐在密不透风的重庆地下党组织网中撕开了一个小口，并顺着这个口子，陆陆续续抓捕了很多地下党的人员，然后又通过他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逐渐击溃重庆地下党的心理防线。
对于那些包括许建业在内的不肯屈服的地下党员，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1948年的7月，许建业等人被国民党执行了枪决，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他还高声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由此可见他的赤胆忠心。
那几年，在国民党特务徐远举的无情打压之下，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几乎全军覆没，地下党情报工作网也一度陷入瘫痪，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工作难以开展，无形之中拖慢了整个中央情报工作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对当年的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取证，把那些包括徐远举在内的残害共产党人员的国民党特务尽数缉拿归案，让他们都得到了该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