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军在海南那大修建的慰安所开业，第一批的21个姑娘被送了进去，10天时间里，接待日军3000多人次，士兵通宵排队，由于人数太多，由每次的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每个月都会有两三个姑娘不见了踪影。
1940年秋天，日军进入那大镇后的第二个夜晚，巡逻队开始挨家挨户查看房屋。
赵家大院占地面积大，房间有十几间，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次日清晨，三名日军军官直接闯进赵家。
他们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指着朝南的主屋说，就这里了。
赵家老爷子还想解释，被用枪托砸晕在地。
一周后，赵家人全部搬离，日军开始改造大院，他们在每个房间安装铁栅栏，在院子里修建高墙，还挖了一口深井。
附近村民都知道这里在建什么，但没人敢提。
1942年2月5日夜里，七辆军用卡车停在那大镇外围。车上的女孩被蒙着眼睛，双手被绳子捆在背后。有人想逃，被士兵一枪托打倒。
这批女孩中，台湾籍的阿娇只有16岁。
她被押上车时还在哭，一路上嘴里塞着布条，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同车还有一个叫何四的黎族女孩，17岁，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了。
2月7日，赵家大院正式开业。门口贴着日文告示，写着接待时间和收费标准。
士兵们从早上8点开始排队，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另一头。
每个士兵手里拿着一块铁牌，上面刻着编号。
军用品分发处给他们发放小布袋，印着"突击一番"四个字，袋子里装着橡胶套，和清洁用的白色粉末。
值日官站在门口，逐一检查每个人的装备。
原本规定一次30分钟，但排队的人太多，很快就改成了15分钟，有人抱怨时间太短，值日官挥手让他们滚开。
阿娇被分配在朝东的一间屋里，第一天，她接待了23个客人。
每次结束后，她都要用清洁粉清洗，但来不及休息，下一个就进来了。
第三天晚上，阿娇开始出血，血浸透了床单，顺着榻榻米流到地板上，疼得说不出话，只能蜷缩在角落里。
军医被叫来检查，确诊为子宫破裂，按理说需要立即手术，但军医只是给她打了一针止痛剂，然后让她继续工作。
来月经时也被迫接，床单上一片血红。几天后开始发烧，说下面疼得像被刀割。
军医看了一眼，摇摇头，就走了。
第二周，何四被人发现在房间里昏迷。
体温超过40度，下体感染已经化脓。她被抬出房间，再也没人见过她。
林爱兰也在这批女孩中，18岁的她被一名军官看中，单独关在另一个房间。
这个军官比普通士兵"文明"一些，至少不会打她。但他每天都来，一待就是整夜。
林爱兰想过用剪刀结束自己。她把剪刀藏在枕头下，等军官睡着后，用力扎向自己的手腕。
血喷了一床，但被人及时发现，抢救了回来。
每个月，都有2到3个女孩消失，新面孔会在几天内补充进来，没人知道那些消失的女孩去了哪里，也没人敢问。
村民们注意到，每隔一段时间，深夜就有卡车从慰安所开出。
车上装着裹草席的麻袋，从缝隙里能看见暗红色的液体，车子朝后山方向驶去，一个小时后空车返回。
村子里的野狗开始频繁出入后山。
它们在某个地方不停刨土，时常刨出一些东西。村民偷偷去看，发现是布条，颜色和慰安所里女孩们的衣服一样。
有一次，一个胆大的村民跟踪卡车到了后山。
他躲在树后，看见士兵们把麻袋拖到一个深坑里，快速填上土。
听见有脚步声，立刻逃回村子，再也不敢提起这件事。
慰安所的生意持续了三年，1945年日军撤退前，把所有证据都烧掉了，赵家大院被一把火烧成废墟，只剩下几堵破墙。
战争结束后，幸存者们开始返乡，林爱兰跟着那个军官回到了台湾，直到50年代才辗转回到故乡。
黄有良从慰安所逃出来后，在山里躲了半年，靠吃野菜生存。
但回家并不意味着解脱。村民们避之唯恐不及，在背后指指点点。
有人公开叫她们"日本婆"，向她们吐口水，孩子们扔石头砸她们，大人不但不制止，还在一旁冷笑。
黄有良最终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这是村里唯一愿意接受她的男人。
他们住在村子边缘的一间草房里，与世隔绝。
1970年代，有记者想调查慰安所的历史。
但当地政府不愿多提，村民们也三缄其口，记者在赵家大院的废墟上，拍了几张照片，草草结束了采访。
1990年代，学者们重新开始调查，他们访问了几个幸存者，记录下了她们的口述历史。
但很多细节无法核实，有些内容过于残酷，连学者们都不忍心写出来。
2004年，最后一位确认的幸存者林爱兰去世。
她临终前握着曾孙女的手说，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不能让它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