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4日，杨勇正从成都返回贵阳的途中，在贵州遵义郊外的刀靶水遭遇了土匪伏击，虽然这次袭击没能造成他重伤，但暴露了当时贵州匪患的严重性。
背后黑手竟然是伪装成剿匪大队长的张华清，一名曾经效力于国民党的叛徒。
他凭借职位的便利，暗中勾结土匪，利用职权为匪徒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持，最终导致了杨勇在险境中的生死一线。
整个事件不仅揭示了贵州匪患的恶劣局面，也为后来的剿匪行动敲响了警钟。
杨勇的车队是在1950年1月13日晚抵达松坎镇，暂时停留，准备次日继续前往遵义。
松坎镇是一个战略要地，16军的驻地就在这里，杨勇和他的随行人员并没有意识到，一场致命的伏击正悄悄逼近。
第二天清晨，车队开始启程，行进在穿越刀靶水的狭窄公路上。
周围的地形相当复杂，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深谷，而道路两侧的树林也为伏击提供了天然掩护。
果然，刚到达刀靶水时，杨勇的车队便陷入了土匪的伏击圈，匪首宋泽带领着一群土匪，利用山头的火力封锁了公路，意图将车队围歼。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杨勇并没有慌乱，他立刻指挥参谋长潘焱用一辆小轿车吸引敌人的火力，并亲自换乘了一辆卡车，指挥着警卫排采取强行突围的策略。
虽然杨勇的吉普车中弹七处，但他和车队最终在增援部队的夹击下成功脱险。
不过，这次行动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警卫员牺牲，而杨勇虽然侥幸逃脱，但这次事件暴露出了当时贵州匪患的严重程度。
特别是在土匪背后策划这一切的张华清，真正让人愤怒，张华清原是国民党桐梓县的保安队长，1949年起义后，凭借投降新政权的身份，顺利成为松坎区副区长兼剿匪大队长。
然而，他并没有彻底抛弃旧有的黑暗联系，而是继续与土匪勾结，提供情报和物资，甚至亲自指挥土匪的行动。
张华清利用职务之便，劫掠盐车和军粮，用以支持土匪的战斗，为了增强自己在当地的“合法性”，他白天装作剿匪，夜晚则换上便衣，指挥土匪活动。
实际上，杨勇和他的部队曾数次接到情报，称松坎地区的剿匪队伍形同虚设，甚至直接配合土匪作战。
而这背后，张华清的身影始终不曾消失，尤其是在杨勇的行踪被土匪掌握并成功策划伏击时，张华清的双重身份便彻底暴露无遗。
这起伏击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张华清的直接参与，杨勇的敌人并非外来土匪，而是伪装成“剿匪大队长”的张华清。
通过向土匪提供情报，他让自己的旧部、包括匪首杨先华，知道了杨勇的行程，最终将这场伏击付诸实践。
更令人震惊的是，张华清的双面生活并非一时失控。
在1950年2月，松坎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盐车劫掠案，张华清控制的剿匪大队被发现将劫掠的盐车转卖给黑市，而这些盐竟然来自重庆盐号，被土匪抢走的货物。
群众的举报最终揭开了张华清伪装的面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即便如此，张华清依然在当地有广泛的影响力，许多人都未能察觉他和土匪的千丝万缕联系。
面对张华清的背叛，解放军并没有放弃追捕，1950年3月，西南军区调集了大量兵力，发起了对张华清的全面围剿。
张华清早已察觉到危机，带着三百名亲信逃往木瓜镇，潜藏在深山之中，然而，虽然他小心翼翼地躲避追捕，但终究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命运。
1950年春，解放军终于在白马山的岩洞中发现了他，经过激烈的战斗，张华清被击毙。
张华清的死并不意味着土匪问题的解决，但这一事件却直接推动了后续的剿匪行动。
事实上，杨勇的遭遇暴露了贵州土匪活动的严重性，贵州全省大约有40%的县城被土匪占领，匪徒的武装人数一度超过13万。
这种局面迫使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整治，制定了“剿匪即解放”的战略，逐步稳定了局势。
这起事件也揭示了当时解放军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华清这样的叛徒，能够在解放军内部混入并执行破坏任务，说明起义队伍中的审查机制并不健全。
经过这次事件，解放军开始更加重视整编和人员的审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杨勇在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袭击时，展现出了超常的冷静和果敢。
尽管遭遇了极大的风险，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素养，带领车队成功突围，脱离了险境。
这场激烈的战斗不仅考验了杨勇的指挥能力，也暴露出当时剿匪力量的不协调和情报工作的薄弱。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华清的双面人生成了贵州剿匪斗争中的反面教材。
作为伪装成“剿匪大队长”的叛徒，他的行动不仅破坏了新生政权的稳定，也让更多的土匪在西南地区嚣张一时。
虽然最终张华清被击毙，但这起事件无疑加速了后期的剿匪行动，也为解放军如何整肃内部、加强反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