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天，北京西城一栋老宅前，宋庆龄收到一个没有署名的花篮，花篮里不是平时常见的百合、牡丹，而是几枝简单的野花，颜色淡雅，插得也不规整，看起来像是街边随手采来的。
送花的人没留下名字，也没有任何卡片，那个年代，送礼讲究分寸，尤其是送给她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匿名送野花？这事显得太不寻常。
那时候全国刚刚熬过三年严重的困难时期，百姓的生活都很艰难，宋庆龄虽然贵为国家名誉主席，但她的生活也没那么宽裕。
她经常亲自参与中国福利会组织的救助活动，为孤儿找住处，为缺医少药的地区筹物资。
她住在北京后海附近一处灰墙红窗的老式宅子里，每天都有各路人来求见，也有不少来自基层的来信。
她从不把自己摆在高处，有人送点鸡蛋、米面，她收下也会转手送给托她办事的困难户。
她不喜欢摆排场，也不爱多说话，她有时候会站在窗前看着外头的胡同出神，像在等什么，又像在回忆什么。
那个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那天中午，门房师傅抱着个篮子进来，说是门口放着没人认领的，问要不要拿进去。
秘书打开包装，看到是几枝野菊和蒲公英，还有些已经打蔫了，看得出来送的人没多花钱，也没买包装纸，就是用一块干净的旧布包着，拴了根布条。
秘书本想扔掉，宋庆龄却走了过来，看了一眼，让人把花插在她书桌前那个青花瓷瓶里。
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不让丢掉，也没人问她认不认识送花的人，她没多说一句话，只是坐下继续看她的文件。
有种说法是，这花可能是她过去的朋友送的，有人猜是她老朋友、当年国民党留下的老人们。
她虽然早年站到共产党这边，但她和孙中山那批人的情感牵连太深，像冯玉祥、何香凝那些人都一直和她保持联系。
她心里清楚，那些人有的被边缘化，有的早就沉默了，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敬意。
还有人怀疑是国外朋友送的。宋庆龄和不少西方组织、国际友人保持通信，特别是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医生，像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凯瑟琳·霍尔这些人，都与她有过长期联系。
1961年，国内局势复杂，很多人担心说错话出问题，即使是外国人也不例外。
用一篮子看似普通的野花来传递问候，这种做法既不会引起注意，也能表达情感。
她年轻的时候最怕形式主义，送她什么金银玉器她从不在意，抗战时期，孙中山的老部下寄来一个旧箱子，里面放着几件孙先生生前穿过的旧衣服。
她收到后，一个人坐了半天，最后什么话也没说，只让人把衣服收好锁进柜子里，她看重的是那种“还记得”的情分。
这一点，在1961年的那个花篮上再次体现出来，她不是不知道这花代表什么，也不是看不出这其中可能的隐喻。
但她没有拆穿，也没追问，只是安静接受了，后来秘书悄悄问她：“这是谁送的？”她只是摇头：“没关系，让它放着。”
这件事后来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传了下来，但没人敢拿出去讲，也没有人写进公开回忆录。
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位在她身边做了多年行政工作的老职员，在一次采访中提起过这事，只说：“宋先生那年冬天收过一篮子不知谁送的野花，她看了很久，一声不吭。”他说不出更多细节，记者也没继续追问。
有人后来查了那几天的访客记录，也没人登记过送花，那时的保卫工作不像后来那么严，有些胡同里的人想送东西，常常半夜摸黑放门口就走。
她的宅子虽然有岗哨，但大家都知道她人缘好，有时候群众自发送点什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篮野花到底是谁送的，没人能确定，有种说法，是福利会一个老职工带的，他家在北平解放前就靠宋庆龄救济过，一直感恩在心。
还有人说是个老记者，早年采访孙中山的，临终前托人捎来花，也有流传是个上海的华侨子弟，那年冬天正好来北京短住，听说宋庆龄身体不大好，就找人带了这点心意。
谁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明白这花为什么来，也明白那一份无声的情义。
她没有政治野心，从不争权夺利，她更多像个见证人，站在一边，看着国家一步步走来，用她那份冷静和慈悲来维系许多不能明说的善意。
她一辈子收到太多礼物，但这个花篮，恐怕是最让她动容的一个。
不是因为花多漂亮，也不是因为花贵，而是因为它来得悄无声息，像一场雪中的问候，轻轻地落在她窗前，落在她的世界之外。
这件事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传记里，她的传记多写她的公开活动、会见外宾、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对儿童福利事业的贡献。
没人提过这件小事。那些写历史的人，往往忽略这些没有名字的小细节。
但正是这些小细节，才让人觉得她不像个政治符号，更像个普通人，过着并不容易的人生，在一个不容易的时代里，尽量把自己的心意传出去，也尽量接受别人小心翼翼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