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一天晚上，“暗杀大王”王亚樵应邀，来到兄弟女人余婉君的住处。开门后，他发现屋内漆黑一片，立刻警惕起来。正要退出，这时传来了余婉君娇滴滴的声音：“九哥，你快进来啊……”王亚樵想了想，循声往里走。不料，一把石灰朝他撒了过来，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
当年蒋介石提到他假牙就发酸，戴笠听说这个人露面了，第一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遇见他也得绕道而走。可他最后却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他就是王亚樵。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帮派，叫“斧头帮”，“斧头帮”的创始人就是王亚樵。
军统特务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1931年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2月28日，蒋介石一怒之下囚禁胡汉民。
为此，西南派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到王亚樵，想借王亚樵的“斧头党”，暗杀蒋介石。
随后，王亚樵对蒋介石组织了多起暗杀行动，均未得以顺利实施。直到庐山刺蒋失败，蒋介石加强了戒备，王亚樵更是难寻下手机会，只好退而求其次，遵照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改刺宋子文，却错杀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
1934年9月，王亚樵召集华克之、郑抱真、孙凤鸣等人密议在南京的望鹤楼2号成立了“晨光通讯社”。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南京召开全会，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大礼堂，孙凤鸣将手枪藏到了特制的照相机中，并躲过了搜查。
上午大会开幕后，由汪精卫致开幕词，结束后，议员准备合影留念，但是由于秩序混乱，蒋介石觉得有危险，便让秘书替他请假，以身体抱恙为由没有参加合影。
孙凤鸣没有看到蒋介石，就把暗杀目标由蒋介石改为汪精卫，就这样汪精卫被孙凤鸣用枪打死。
汪精卫死后，蒋介石暴跳如雷，给戴笠下了死命令，让限期除掉王亚樵。
戴笠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最顶级的暗杀好手，但在王亚樵面前，却连他的影子都没找到，后来，特务陈亦川得知王亚樵人在广西梧州。
此时，王亚樵已秘密前往香港。很快，军统在港英警务处的协助下，破获了王在港的一个联络机关——大昌米粮店，逮捕了正在这里开会的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人，但却不见王亚樵的踪影。
王亚樵在香港便身临危境，在这里待着并不是长久之计，考虑再三，他决定去广西。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也是李济深的老家，原本王亚樵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王亚樵就这样在广西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但他知道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没有丢失警惕心，时刻戒备，以防万一。让王亚樵没想到的是，的确有人找到了他，那个人并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而是一个柔弱娇小的女人。
但就在1936年9月的一天，一个叫余婉君的女人找上门。
她的身份非常特别，是余立奎的情人。余立奎不仅是王亚樵的部下、好友，更是他的救命恩人。
王亚樵对自己的恩人妻子并没有怀疑，在余婉君的邀请下他前往赴约。
余婉君一见王亚樵，立刻哭着讲述自己在香港过得很苦，要求也要来梧州居住，她口口声声说“余家人都对得起王大哥”，王亚樵想起为自己身陷囹圄的好兄弟，当场就坐不住了，不仅让人安排了她的住处，还承担了她的生活费。
有一天，余婉君邀请王亚樵来自己的住处，说有要紧事找他商量。王亚樵并没有多想，他信任余立奎，当然也不会防备余立奎的女人。
然而当时，戴笠买下了数十名杀手，埋伏在余婉君附近就等着王亚樵出现，他还没进家门就被人撒了一脸灰，戴笠的人就立马将王亚樵拿下，他死在乱枪之下，他的脸还被刮花，脸皮整个被撕掉。
由于戴笠后来在和王亚樵交锋中几次处于下风，于是戴笠将目光对准了王亚樵的部下，打算拿这部分人开刀引诱王亚樵上当。
当时王亚樵的老部下余立奎忠心耿耿，戴笠命人秘密抓捕以后投入到南京监狱中，并派人与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联系，由于被军统挟持，余婉君毫无办法只能按照戴笠的吩咐与广州的王亚樵联系。
就这样，王亚樵被特务杀害，为了保密，甚至连余婉君也被一同杀害。
男主人评论王亚樵： “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王亚樵虽是暗杀大王，但他不杀百姓，不杀好人，不杀英雄，反而专杀汉奸特务，历史罪恶，反动政要，是绿林好汉一般的英雄人物。
后来，王亚樵最终被带回老家安葬，在其墓碑上，后人写有“纵观公之一生，可谓特立独行，无私无畏。公以‘暗杀大王’名于世，实则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