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一张写着“上山下乡”的通知悄无声息贴在了北京一所中学的墙上。
不到一个星期，原本整天在胡同里踢毽子、背英语、想着去清华的孩子，忽然背上铺盖卷，被拉到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谁也说不清楚这是暂时的安排，还是彻底的离开，他们的父母急得团团转，但谁也不敢去问个明白，连校长也说：“文件下来，就是命令。”
那一年，中国城里的中学生多得吓人，光是“老三届”也就是1966年到1968年这三年毕业的初中、高中生，就超过了一千万。
因为高校不招生，工厂也招满了人，大家只能在家耗着，可家里可耗不起，一个家庭两个青年在家待着，就得多张嘴吃饭。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菜价水涨船高，最难的，是没人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再教育”计划，其实背后还有个更急的问题——吃饭问题。
经济紧张、城市人口暴涨，每个月的粮票不够分，工作岗位全靠关系，青年人在街上晃悠，没人敢保证这帮人哪天会不会闹事，正好农村缺人，干脆一块儿送去。
当时的辽宁铁岭，来了两个北京男生，一个叫李晓东，一个叫张建民，他们到的那天正赶上下雪，冻得两人话都说不出来。
接他们的是村支书，皱着眉说：“啥也不会，你们能干啥？”李晓东脾气倔，一口气背了两袋谷子，还没走出三十米就摔了一跤。
他脸埋在雪地里没起来，张建民也不敢扶，只能干站着。
村民起初对他们没啥好脸，知青被安排住进空了半年的牛棚，顶上漏风，晚上得穿着棉衣睡觉。
有次晚上冻得实在扛不住，两人跑到村支书家门口求口热水喝，结果被训了一顿：“农村苦，你们早晚得习惯。”
第二天，全村都知道这俩“北京小子”怕冷，有人笑他们是“城里来的猫崽子”，有人干脆让他们去挑粪。
干活最难的是插秧，五月的时候，地里全是水，脚一踩下去就是泥，得弯着腰干一天，村里人都练过，速度快得吓人。
李晓东第一次下田，一个上午只插了一小块，还被泥巴绊得满脸都是。
等到吃午饭，他一屁股坐下就哭了，张建民没哭，他低着头说：“再来几年，我也能行。”
这些孩子不是自愿下乡的，很多人离开前都和家人哭着抱头痛哭，火车站人满为患，送行的母亲拽着孩子的手不放，车开了还追着跑。
有个上海姑娘叫王洁，临上火车前往返跑了三趟站台，她想找最后一次机会回头看父母一眼，可列车长催得急，门一关，就什么都没了。
有时候他们能收到家书，但邮路慢，一封信得走上半个月，村里邮递员走村串巷，信是好东西，有人收到信会偷偷躲到玉米地里看。
信里常写的，是家里添了人、有人生病、单位调动、或者只是简单一句话：“家里都好，你别惦记。”
知青们并不是只干体力活，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会被村里安排教孩子识字。
王洁后来被调去乡里的小学代课，每天教拼音和算术，课桌是砖砌的，教室是破仓库。
有时候下雨，孩子们一边听她上课，一边拿锅盖遮雨，她也没有课本，全靠记忆和随手写的教案。
到了冬天，问题更严重，北方农村冬天没柴火，靠牛粪点火取暖，有人得肺炎，有人脚冻烂。
1970年，黑龙江建三江农场一批知青集体冻伤，医院排了两天才处理完。
回不了城，也离不开地，青春就这么慢慢耗进去，有人写信给当年的同学，说“我现在不是我了，我连城市的味都忘了。”
不过也有人慢慢适应了，有个北京知青在云南开荒种橡胶，几年下来成了生产队长，他说自己原本想着熬几年回去，后来发现能干点事也不错。
每年农忙时，他还组织大家办墙报，写剧本演出，村里人也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后来的依赖。
但这些孩子想回城却不是说走就走，政策卡得死，没有“推荐”回不来，有知青父母天天跑单位求名额，有人写信到部队找关系。
也有的知青干脆跑了，结果被抓回来罚劳动，有段时间，回城成了最敏感的话题，大家不敢多说，怕被扣帽子。
李晓东终于在1976年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印刷厂做排字工，他说那几年像做梦一样，天天盼着回家，回来了又觉得自己像外人。
原来熟悉的胡同拆了，邻居也搬了，他刚回城那阵，走在街上都不敢说话，怕口音变了。
张建民则没那么幸运，他留在了东北，后来娶了个村姑娘，彻底安家了，他说：“反正都这样了，哪都是家。”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当年的知青陆续被提拔，有的成了厂长，有的进了高校教书，有人写书讲那段岁月，也有人拍成电视剧。
可不管现在多风光，他们自己都记得，那几年才是真正的“试炼”。
青春没了，换来了一个大时代的背影，他们从城市走向乡村，又从乡村挤回城市，最后变成了社会的中坚。
一段历史改变了一代人。他们没得选，只能走，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们在之后的改革、开放、竞争中，更耐得住性子。
有人说，那些年下乡的孩子，骨头都比别人硬，至于代价，大多只能藏在回忆里，等有人去问，他们才慢慢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