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使用的是公元纪年法，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此表达过他的看法，他说他不喜欢公元纪年法，并不是反对耶稣，而是我们不是耶稣的子孙，就不应该用人家的纪元方法，中国文化里是黄帝纪元法。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公元纪年法并非我们最初的计时方式。这一广为世界接受的纪年法，实际上直到1949年才真正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它的诞生却要追溯到遥远的西方世界，始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历法危机。 16世纪的欧洲，一个看似微小的问题逐渐引发了社会的混乱。当时广泛使用的儒略历，是由罗马共和国的盖厄斯·儒略·凯撒在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这套历法虽然精密，但仍有缺陷——它将一年定为365.25天，而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365.6422天。这看似微小的差距，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竟然导致了整整十天的误差！ 春分日的错位带来了严重后果。欧洲农民们无所适从：＂明明天气已经变暖，为什么历法上还没到春分？该不该开始春耕？＂更令教会头疼的是，复活节的日期乱了套。按照公元325年基督教主教会议的规定，复活节应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春分日出错，意味着整个宗教节日体系全都混乱不堪。 面对这一困境，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意识到必须进行历法改革。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教皇最终采纳了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里利乌斯的方案。1582年10月4日，这一天按照新历法直接跳到了10月15日，一下子＂删除＂了积累的十天误差。这套改良后的历法被命名为格里历（格列高利历），也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法的基础。 有趣的是，这套历法的名称＂公元＂，在拉丁语中称为＂Anno Domini＂，意为＂主的年代＂，指的正是耶稣基督的年代。公元1年，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汉末年，汉平帝元始元年，距离王莽篡汉已经不远了。 格里历虽然在欧洲和美洲迅速推广，但传入中国的道路却颇为曲折。清朝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将这套历法带到了中国。然而，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和民间约定俗成的历法体系，并没有因为几个传教士的到来而轻易改变。公元纪年法在中国的真正普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算完成。 回看历史，当西方的公元纪年法还未踏足中华大地时，我们的祖先早已创造出多种精妙的计时体系。这些独具特色的纪年方法，不仅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 最为古老而经久不衰的要数干支纪年法。这套系统由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互组合而成。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熟练地使用干支来纪日。到了西汉末年，干支又被用来纪年，形成了完整的历法系统。这种六十年一个循环的方式，被称为＂六十花甲子回头＂，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留有痕迹。翻开传统日历，今年是癸卯年，明年将是甲辰年，这正是干支纪年的现代延续。 随着帝制的确立，中国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纪年法——帝王纪年法。汉武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皇帝年号＂建元＂。从此，人们可以说＂汉武帝五年＂是建元六年。后世的统治者纷纷效仿，出现了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唐玄宗的天宝年间等历史标记。虽然这种方式只能作为独立的时间点，无法形成完整的时间线，但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它已足够满足人们对时间的记录需求。 转眼到了民国时期，又一种纪年法诞生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建立，同时决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这种纪年方法月日与公历相同，使用简便。时至今日，台湾省在不对外的场合中，仍在使用这种纪年法。 在这些广为人知的纪年法之外，还有一种更具文化根源的计时方式——道历，也称为黄帝历。它以公元前2697年黄帝即位之年为起点，按照夏历为准，同样采用六十甲子纪年。据传说，黄帝即位那天，恰逢＂上元混沌甲子之岁、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七曜齐元＂的天象奇观，黄帝由此制定历法，并以那天为道历的起算点。如此推算，2023年应是道历4720年，真正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历史。
真的假不了
没有考古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