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天，陕西汉中市一宗案件震动了整个社会。著名肝炎科医生蒲连升站上了汉中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被指控“故意杀人”。 引发案件的起因是他为一名晚期肝硬化患者夏素文实施了中国历史上首例“安乐死”。 这一举动引发了社会的巨大争议，也开启了中国关于“安乐死”这一议题的漫长讨论。 夏素文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年轻时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的重担让她积劳成疾。在她晚年确诊肝硬化腹水后，病情迅速恶化，发展为终末期。 她的腹部因积水膨胀，皮肤出现严重的褥疮，身体极度虚弱，连生活基本自理都无法完成。每一次呼吸、每一秒的清醒，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 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儿子王明成多次向医生请求更多的镇痛药物，但这些药物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夏素文在清醒时也表达过“活得太累了”的念头，这成为王明成内心挥之不去的痛点。 王明成最终将请求转向了母亲的主治医生蒲连升，希望能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母亲的痛苦。 最初，蒲连升明确拒绝了这一请求，但病患的哀嚎和家属的不断恳求逐渐动摇了他的立场。 1986年6月29日，在家属签署了“自愿同意书”后，蒲连升为夏素文注射了一剂“复方冬眠灵”。 几个小时后，夏素文安详离世。然而，事情并未因这一决定而结束。 在夏素文离世后，王明成的姐姐以“未经全体家属同意”为由，向法院控告蒲连升“故意杀人”。蒲连升被捕，并被控以重罪。 检察机关认为，尽管家属部分同意，但蒲连升作为医生，未履行充分救治义务，而选择结束病患生命，这种行为不可接受。 案件迅速引发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一部分人支持蒲连升的行为，认为“安乐死”是对患者人道主义的关怀。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同时也存在道德与法律风险。 蒲连升案成为我国首例涉及“安乐死”的法律案件，但当时中国法律体系中并无针对“安乐死”行为的明确规定。 检察机关将案件定性为“故意杀人”，但这一指控本身存在争议。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仅要面对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境，还要平衡社会舆论和家属诉求。 最终，法院认定夏素文的死亡是疾病导致，而非直接由“复方冬眠灵”引起。蒲连升被判无罪，但他的职业生涯却因这一案件戛然而止。 尽管被法院宣判无罪，蒲连升却无法重拾职业荣光。他的医学资质受到质疑，工作职位被撤销，生活中也受到诸多非议。 2003年，在一次公开访谈中，他直言：“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选择。” 令人唏嘘的是，2003年，蒲连升案中的另一位当事人王明成因胃癌晚期向医院提出“安乐死”申请，却被明确拒绝。 在中国，“安乐死”依旧被视为非法行为，他最终痛苦离世。 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安乐死”是否应该被允许，而是如何为每一个挣扎于病痛中的个体提供更人性化的医疗支持，如何为那些身处绝望中的人点亮生命的最后一束光。
眼镜王蛇
再一次呼吁国家出台安乐死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