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组数据，韩江的作品全球销量，比过去十年其他八位诺贝尔获奖作家加在一起都多。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专业评论，还是读者评论，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共情”。共情背后是规模巨大的、活跃的读者群。
从崭露头角到斩获诺奖，韩江只用了十年，而很多作家要花上三四十年。可能差别也在于“共情”的效率——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共同的情绪，情感，情境，是超越客观真理的存在。
“我”比“真理”更重要。“私人叙事”比“宏大叙事”更珍贵，这应该是当代文艺的大转向。这两天在IDF（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看纪录片展映，也让我反复确认这点。
我们90后这代人以前看纪录片，知名的如《帝企鹅日记》《海豚湾》《家园》……主题集中在动保，经济，历史，科学。近些年这类知识型的纪录片越来越少了。纪录片作为一种非虚构影像，它的目光开始向“我”集中。这点中外一致。
我的生活史、生命体验，如何映射时代的公共性，这是当代观众/读者真正需要的视角。
有一些我印象很深的国际作品，比如《如蜂而刺》（Sting Like a Bee），83分钟的时长集中在少男少女们无所事事的夏日生活中。但可能，这种迷茫而焦灼状态，就是这个年代的年轻人生活底色。一位中国青年导演的作品《凤凰山下·词》，看似是追寻古典文学踪迹上，实际上是借诗词来表达他活在当下的挣扎感。
这届IDF和小红书也有一个联合展映，“于我之上”。有十部短片来自平台用户的创作，如《姥姥和狗》讲述老去的奶奶和一只金毛相互陪伴的孤独感。《婚后假日》90后夫妻如何跟对方磨合并妥协。《当猫生病》一个女儿通过照顾生病的猫从而理解了一部分母亲的人生。
过去我们总觉得纪录片，非虚构，这些词背后必须有宏大叙事，要指引我们认知世界，靠近真理。但现实已经演变，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我们希望它们首先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能触及我们肉身和心灵脆弱的、可堪疗愈的窗口。
“于我之上”是一个精湛总结，这一代人选择打开一本书，播放一支影片，常常是出于“我”的需要，而不是“认识真理”的需要。社交媒体情绪正在切实重塑文艺。我背后是我们，我们不是通过真理识别彼此，是通过一些私人的，呓语式的，如尘埃浮游般的情绪，终于理解彼此。
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既糟又好。保守者或许认为当代文艺正在失去精英时代的精致感，但同样，每一个“我”都可以给出，可以表达，最终也将为我们解释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