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李士群被日本人毒杀，妻子不服，日本人：你和丈夫手下通奸 你要是把“汉奸”这俩字掰开揉碎看，最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他替谁卖命，而是他到最后连“自己人”都算不上。李士群就是最典型的样本：他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后被称为“76号”特工总部）把人命当筹码，把恐惧当管理，把日本人的“撑腰”当免死金牌。结果呢？1943年秋天，他死在日本人安排的一顿饭里——被扶上去的，也能被端下来。 公开资料普遍记载：1943年9月6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队相关负责人以宴请名义叫去吃饭，席间中毒；到9月9日在苏州死亡，年仅38岁。至于“到底是谁下的手”，战后说法一直不止一条：有人提到周佛海案审讯材料里出现过“军统戴笠借刀杀人”的线索，但同样有大量叙述把矛头指向日本宪兵系统本身，理由也很现实——李士群尾大不掉、贪得无厌、又挡了日本在上海的掠夺节奏，留着他反倒是麻烦。 聊李士群，必须先承认一点：他不是“误入歧途的可怜人”，他是投机主义的极致产品。早年他确实有过左翼经历，甚至去过莫斯科系统学习，后来又在国民党情治系统里辗转，最终在上海沦陷背景下转身投靠日本与汪伪体系，变成“清乡”“特工”“肃清”的操盘手。这种人有个共同点：他相信的从来不是主义，而是强者的枪口。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很刺耳的话——他什么都没有，只能依靠日本人。 76号为什么会变成“魔窟”？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因为它非常“有效率”。抓捕、策反、审讯、暗杀、勒索……这套机器运转得越顺，李士群在日本人那儿就越像“能干的工具”。问题也出在这里：工具用久了会磨损，磨损了就该换。等到太平洋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上海的金融、物资、交通每一块都要榨出油水时，李士群这种“又要权、又要钱、还想自立门户”的角色，就很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就有了那顿饭。 很多叙述版本都提到宴会地点在日本宪兵系统人物的住所，名义上是“调解矛盾”“联络感情”，桌上最后端出一种点心或肉饼，李士群出于警惕吃得很少，但还是没躲过去。关于“毒”的具体成分，民间流传最广的是所谓“阿米巴菌/病菌毒杀”，这一块在公开可核查的一手档案里并不容易坐实，很多细节来自回忆、转述或通俗史写作，可信度不一。能确定的是：他确实在宴后发病并迅速死亡，而且“毒杀/暗杀”在当时的上海情报战生态里并不稀奇。 更戏剧的，是李士群死后的“余波”。 按常识，一个权势人物被“自己靠山”弄死，家属第一反应往往是要说法。叶吉卿不愿把丈夫的死草草定为“病亡”，因为那意味着李家瞬间失去护身符，资产、关系网、甚至命都可能被吞掉。 日本人的应对也很“特务”：不跟你讲法律，也不跟你讲道理，直接讲控制。 日本宪兵系统为了压住风声，反手给叶吉卿扣了一顶更脏的帽子——“你和丈夫手下通奸，合谋害死亲夫”，并把矛头指向与李家走动较多的下属或相关人员，逼她在“认定病亡”和“背上丑闻”之间选一个。 这类指控更像一种心理战与舆论战：把政治暗杀改写成家庭伦理，把日本人的责任洗成一团浆糊，让你再闹下去就先臭你名声，再收你家产。 你看，这就是合作者最讽刺的结局：活着时替侵略者办最脏的活，死了以后侵略者还要拿最脏的词去堵你家属的嘴。连“当狗的尊严”都不给你留。 回过头再看李士群那句“我只靠日本人”，它真正戳穿的，是一种幻觉：以为抱上大腿就能永远安全。事实上，大腿最怕的就是你这条“狗”咬得太凶，凶到影响主人做生意；也最怕你觉得自己有资格上桌，开始谈条件、谈地盘。到了这个阶段，你再忠诚都没用，因为你已经从“资产”变成了“风险”。 背叛者最常见的死法，不是被正义审判，而是被同伙清理。他以为自己在操盘，其实一直在被使用；他以为自己是人物，其实只是耗材。 历史到最后往往很朴素：你把命交给谁，谁就有权决定你什么时候“下线”。李士群赌了一生，最后输得最彻底的一局，是他从来没资格做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