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奸小队长，正拿蘸了凉水的皮鞭，抽一个地下党。抽到一半，手停在半空，因为发现吊在房梁上这个快断气的，是出了五服的亲外甥。 1939年的华北，冬天格外冷。 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县城土灰色的城墙，卷起地上的浮土。 在城墙根下的一处不起眼的院落里，白天是伪军的治安队，夜里就成了关押要犯的暗牢。 伪军队长刘德山，就是这间暗牢的常客，甚至可以说是半个主人。 刘德山这个人，在县城里名声很臭，老百姓背地里都骂他“刘阎王”，给日本人当差，手下办起事来比主子还狠。 所以，凡是经他手送进来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皮鞭、烙铁、水刑，轮番上阵，他眼皮都不眨一下。 这天深夜，他又被叫到了暗牢，日本宪兵队刚送来一个硬骨头，是个年轻的地下交通员，在城门口盘查时露了馅。 这人被打得奄奄一息，但关于情报网的秘密，一个字都没吐。 刘德山面无表情地拎起旁边水桶里泡着的皮鞭，鞭梢还在滴着冰冷的盐水。 他走上前，像往常一样，粗暴地抓起犯人的头发，想把他的脸抬起来，方便接下来下死手。 就在那张沾满泥污和血痂的脸被迫仰起的一刹那，刘德山的手臂僵在了半空。 血一下子冲上了刘德山的头顶，又瞬间褪去，留下一片冰凉的空白。 这个被打得不成人形、被日本人定为必死的“要犯”，竟然是他出了五服、血缘上该叫他一声舅舅的亲外甥，陈子良。 他听说过这个外甥，家里卖了耕牛供他上了县城的新式学堂，是家族里最有出息的读书苗子。 谁能想到，再次“见面”，会是在这鬼气森森的牢房里，一个拿着刑具，一个命悬一线。 刘德山的大脑在短暂空白后开始飞速运转。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墙上的挂钟指针无情地走向凌晨。 刘德山猛地转过身，爆发出粗野的咒骂，声音大得足以让门外的哨兵听清。 他一边骂着“死硬分子”，一边抡起皮鞭，却狠狠抽在陈子良身边的土墙上，发出骇人的噼啪声。 在这暴怒的表演掩护下，他迅速而隐蔽地从自己腰带内侧摸出一个小布包，凭感觉死死塞进外甥那破烂衣襟的深处。 那里面是他私下弄来备用的土制刀伤药和几块能救命的干粮饼。 之后趁着哨兵转身去院子井边打水，刘德山回身冲到木架前，用随身匕首飞快地割断麻绳。 没有时间检查伤势，没有一句交流，刘德山用自己厚重的军大衣将外甥一裹，半拖半扛，架在肩上。 他熟知这座院子每一班岗哨的交接时间和巡逻路线。 他没有走向正门，而是拐向了后院那扇专走垃圾和尸体的角门。 刘德山背着外甥，一头扎进县城外纵横交错的荒野和沟壑。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肺部火辣辣地疼，军靴里灌满了雪水泥浆，他不敢停，也不能停，停下来，两个人的命可能都得丢在这荒郊野岭。 天快亮时，刘德山在一个早已废弃的破砖窑前停下了脚步。 他将陈子良轻轻放在避风的干草堆上，扯掉他手腕上勒进肉里的残余绳结，整个过程，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刘德山甚至没去看外甥的眼睛。 他只是最后拍了拍那裹着军大衣的、冰冷颤抖的身体，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就像从未出现过。 回到据点后，面对暴跳如雷的日本军官和同僚怀疑的目光，刘德山早已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他跪在地上，说自己如何审问，犯人如何突发急症、浑身抽搐起红斑，他唯恐是传染恶疾，这才自作主张，连夜将“尸体”扔去了城外的乱葬岗。 他去屋里指认满地的“呕吐物”和血污，角门的老兵也证实了夜间确有“恶臭之物”运出。 日本人虽将信将疑，但为一个已无价值的“死囚”大动干戈搜山也不值得。 刘德山最终被扣了三个月饷银，结结实实挨了二十军棍，这事就算揭过了。 而陈子良，靠着那点粗糙的药粉和干粮，在破窑洞里熬过了感染和高烧最危险的三天，最终被根据地派出的同志找到，捡回了一条命。 伤愈归队后，他经历了极为严格的内审，写下了详细的脱险报告，但关于那个风雪夜扛着他逃出生天的具体身影，关于“刘德山”这个名字，他始终守口如瓶。 这不是为了私情，而是残酷的斗争环境教会他的纪律，任何未经证实和批准的私下接触，都可能在未来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他将这段记忆，连同背上的伤疤，一起封存了起来。 往后的岁月，两条短暂交汇的线，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延伸。 刘德山继续戴着“汉奸”的帽子，在县城里做着那份受人唾骂的差事，直到日本战败。 无人问津，最终他病死在老家无人问津的破屋里。 陈子良则继续他的道路，历经战火，迎来了新时代，后来成为了一名干部。 他一生谨慎勤勉，关于那个舅舅，关于那个夜晚，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直到晚年才回想起当时的不易。 主要信源：搜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