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2月的重庆街头，冬日的湿冷雾气裹挟着新政权初立的喧嚣。 就在这片新旧交替的混沌中，德胜戏院门口上演了一幕令围观者瞠目结舌的戏码： 一个穿着体面的斯文男子，被另一个瘦高的中年汉子当街死死扭住。 更离奇的是，被擒者嘶喊对方是“国民党特务”，擒人者却高声揭露对方是“害死江姐的大叛徒”。 这场“特务”捉“叛徒”的街头活剧，以其荒诞与尖锐，刺破了时代的表层，显露出历史转折点上人性抉择的幽深与吊诡。 被当街摁住的男人叫冉益智，他曾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副书记，一个掌握着川东地下党核心机密的领导者。 时间倒回1948年4月，他被捕后的表现，彻底玷污了“革命者”这三个字。 在审讯室，面对特务头子徐远举，几乎未动大刑，他的精神堤坝便全线溃决。 他不仅供出了所知的一切，此后更主动沦为鹰犬，参与诱捕、劝降昔日的同志，踏着战友的鲜血在特务机关里谋取一官半职。 江竹筠等一大批烈士的罹难，直接源于他的出卖。 这个曾经的领导者，在考验面前，脊梁骨软成了一摊烂泥，灵魂也彻底典当给了恐惧与私欲。 而那个出手擒拿他的李修凯，身份同样特殊。 他是原国民党军统的少将副区长，一个曾在黑暗中行走、双手沾染过血污的老牌特务。 当解放军的旗帜插上山城，国民党政权树倒猢狲散，李修凯成了被遗弃的“边缘人物”。 困守重庆的他，每日被恐惧吞噬。 然而，在绝境中，一线求生的理智促使他做出了惊人之举： 他仔细研究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并得知旧识起义后获得安置的消息。 1949年12月6日，他带着武器和财物，主动走进军管会公安部自首，并上交了有价值的敌特情报。 这一步，是他试图与罪恶的过往切割、换取重新做人机会的孤注一掷。 他的选择得到了初步认可，甚至被允许协助进行一些清查工作。 于是，历史的戏剧性在此刻拉满。 1949年12月18日，两个本该属于不同阵营、却都以各自方式“背叛”了原本身份的人，在重庆街头狭路相逢。 正在逡巡的李修凯，一眼认出了那个鬼祟身影正是被通缉的要犯冉益智。 对李修凯而言，这无疑是命运送上门的“赎罪券”，抓住这个中共方面深恶痛绝的叛徒，其分量远超过抓捕几个普通潜伏特务。 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接下来的场面极具张力。 冉益智在最初的惊慌后，使出了最为阴险的一招： 他利用群众对特务的痛恨，反咬李修凯才是“国民党特务”，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人群解救自己。 这一招“贼喊捉贼”在当时的氛围下极其危险。 然而，李修凯牢牢控制住他，并向围拢来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解放军战士高声揭穿其真面目： “他是叛徒冉益智！江姐就是他害的！” “冉益智”这个名字，伴随着正在流传的革命故事，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真相瞬间逆转，冉益智狡诈的伪装被当场剥下，瘫软就擒。 一个前军统少将，在解放后的街头，亲手抓获了一个前中共高级叛徒，这其中的身份错位与命运反讽，令人慨叹。 两人的最终结局，为这出戏剧写下了清晰的判词。 冉益智，这个在真正的酷刑面前出卖灵魂、以同志鲜血染红顶戴的叛徒，于1951年2月被依法公审枪决，其名永载耻辱史册。 而李修凯，因主动自首、提供情报、尤其是抓捕冉益智等一系列立功表现，获得了宽大处理。 政府在他后来患病时给予了人道救治，他于1952年病逝，得以在悔罪中走完余生。 一者遗臭万年，一者得保善终，历史的褒贬在此泾渭分明。 回望这段往事，它远非一桩猎奇的街谈巷议。 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肌理。 冉益智的堕落揭示，最致命的破坏往往来自内部的崩溃与背叛，其危害远甚于明面的强敌。 而李修凯的转变则表明，即便深陷泥沼，在历史关口做出符合潮流、悔过自新的选择，仍有可能寻得一线生机与救赎。 历史最终的评判，并非简单地贴以“敌”或“我”的标签，而是严厉审视每个人在关键时刻，究竟选择了坚守还是出卖，是顽抗到底还是弃暗投明。 那场雾重庆街头的擒拿，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方式，为这个关乎忠诚、背叛与抉择的永恒命题，写下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 主要信源：（豆丁网——保密局少将李修凯投案纪实；达州晚报——《红岩》中“甫志高”原型冉益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