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妻子因为李伯清穷而离婚，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跟了他。 1979年成都的冬天，冷得透骨，对于时年三十二岁的李伯清来说，比天气更冷的，是手里那张薄薄的离婚证，和眼前彻底空了一半的家。 妻子走了，理由现实到让人无法辩驳，跟着他，太穷，看不到希望。 法院把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李静留在了他身边。 望着前妻抱着小儿子消失在巷口的背影，李伯清悄悄把身上仅有的几张粮票，塞进了小儿子的袜底。 他知道，从今往后，他得用一副肩膀，为留下的儿子，把这片塌了的天重新撑起来。 那时的李伯清，人生仿佛一眼就能望到灰暗的尽头。 他本不姓李，幼年丧父后随母亲改嫁才改了姓。 家境贫寒，小学毕业那年，家里连拍一张毕业照的几毛钱都凑不出，他只能揣着空空的行囊，十三岁就踏入社会讨生活。 此后的十几年，他像是长在了社会的最底层，拉过沉重的架架车，在火车站扛过似乎能压垮脊梁的麻袋，在木器厂里，整天与刺耳的电锯声和呛人的木屑为伍。 后来，他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活计，蹬三轮。 这活儿能日结现钱，每天收工时攥着那几张毛票，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 离婚后，父子俩的日子缩水成了水碾河边一间漏风的出租屋。 冬天是最大的敌人，他把唯一一床稍厚的棉被裹在儿子身上，自己就蜷在角落，裹着件破棉袄硬熬。 半夜听到儿子在梦中冷得哆嗦，他就爬起来，在寒风里默默地劈柴，让炉火燃得旺一些，再旺一些。 劈柴声“咔嚓咔嚓”地响，混着他低声哼唱的、不成调的川剧腔，成了儿子童年记忆里最复杂的背景音。 生活的转机，出现在成都那些烟雾缭绕的老茶馆里。 蹬车累了，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花几分钱，在茶馆角落买一碗最便宜的“花毛峰”，听周围的茶客们摆龙门阵。 那里是城市的烟火情报站，三教九流，无奇不有。 他听得多了，发现不少人讲事琐碎乏味，白白糟蹋了好材料。 有一次一个茶客讲一件街头趣事，讲得颠三倒四，听得人昏昏欲睡。 在旁边干着急的李伯清忍不住插了句嘴，用他走街串巷听来的鲜活语言，把几个关键细节一描摹，顿时满堂哄笑。 这一笑，像一束光，意外地照亮了他灰扑扑的人生。 茶馆里两位跑码头的说书人注意到了他，觉得这蹬三轮的嘴里有“活”，是块说书的料，死活要把他推上台“来一段”。 站上去的瞬间，他感觉比拉一年沙还累，台下几十双眼睛盯得他手心冒汗。 他深吸一口气，干脆抛开所有规矩，就从自己前两天亲眼所见的一件小事讲起，一个毛头小伙骑车为躲孩子，狼狈地栽进了水坑。 没有定场诗，没有套路，他就用最地道的成都土话，把小伙子的窘态、围观者的七嘴八舌、闯祸娃娃的无辜表情，活灵活现地“演”了出来。 他说那小伙子是跟水坑“喜结连理”，一句话引爆了满堂大笑。 这一开口，仿佛打开了某个闸门。 前半生在底层摸爬滚打积攒的所见所闻，那些辛酸、无奈、狡黠与温暖，全都化为生动无比的市井语言，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从那一天起，成都的茶馆圈子里，渐渐传开了一个绰号“李三轮儿”的奇人。 他的说书方式毫无章法，东拉西扯，却又总能巧妙圆回，针砭时弊，笑中带辣，人们称之为“散打评书”。 白天，他仍是那个为生计奔波的三轮车夫，夜晚，他在茶馆的方寸木台上，用舌头为自己和儿子劈开了一条生路。 凭借这张嘴，李伯清真的把日子一点一点扳了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评书被录成磁带，风靡大街小巷，很多年轻人以模仿他的口头禅为时髦。 他成了巴蜀地区家喻户晓的“笑星”，彻底告别了饥寒交迫。 他将大儿子李静培养成人，儿子后来也走上艺术道路，成了剧团导演，作品里透着对父亲人生的深刻理解。 晚年，李伯清甚至做过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比如一度剃度出家，又比如晚年热衷创办业余足球俱乐部。 这些选择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但于他而言，或许只是历经沧桑后，追寻内心平静与快乐的不同方式。 主要信源：重庆日报、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