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二胎政策推出，权威专家翟振武教授掷地表示一旦开放二胎，未来四五年，中国每年将新增2000万新生儿，累计可达惊人的1.6亿。 翟振武教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还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他在人口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出过不少专著、带过不少学生，当时他的预测不光被很多人信服，甚至还被参考进了相关决策里。 不少人听完都跟着盘算，每年新增2000万新生儿，用不了几年，幼儿园就得挤爆，学区房怕是又要涨价，人口红利也能再续上几年，连不少行业都开始提前布局母婴相关的生意，等着这波“婴儿潮”到来。 可谁能想到，现实狠狠给了一记耳光，政策落地后的情况，跟翟教授预测的压根不是一回事。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虽说比2015年的1655万多了131万，看着有点起色，但离每年2000万的目标还差着一大截。大家还安慰自己，可能是政策刚放开，大家还在观望，后续肯定会涨起来。 没曾想，这一观望，就成了持续多年的下滑。2017年出生人口降到1723万，2018年直接断崖式下跌到1523万，2019年1465万，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是掉到了1202万。 2021年1062万，2022年首次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2023年更是跌到902万的历史最低点，2024年虽说稍微回升到954万，多了52万，但也只是因为龙年生育偏好和部分补偿性生育，整体下滑趋势压根没改变。 算下来，从2016年到2024年，累计出生人口也才刚过1亿，离翟教授预测的1.6亿，差了足足6000万左右，别说每年2000万，就连年均1500万都没稳住，这打脸打得是真够彻底的。 要说翟教授为啥能错得这么离谱，其实也不是他故意夸大，主要是那会儿的预测，太理想化了，没摸准咱们老百姓的真实难处，也低估了这几年社会心态和生活压力的变化。 他当时做预测的时候，是基于1.52亿一孩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觉得政策一松绑，这些积累的生育需求就会集中爆发，可他忘了，“想生”和“真的能生”，从来都是两回事。 这几年，养孩子的成本高到让人望而却步。就拿2020年的标准来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读到大学毕业，整个过程下来，家庭至少要支出66万。 光是教育支出就占了大头，城镇家庭平均要把15%的收入花在孩子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上，尤其是高中阶段，占比高达24.28%，再加上课外培训费、择校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除了教育，奶粉、尿不湿、穿衣、医疗，哪一样不花钱？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养一个0到6岁的孩子，一年开销就得8万到12万，普通家庭根本扛不住。 而且现在房价居高不下，2015年之后，不少城市的房价持续上涨，年轻人买房要还房贷，租房要付房租，这两项支出就占了消费支出的35%到45%。再加上工作压力大，失业风险也不小，很多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要承担双方四位老人的养老压力，一对夫妻要养活六七口人，连自己的生活都过得紧巴巴，哪还有精力和财力多生一个孩子。 还有女性的就业压力，不少女性生完孩子再回归职场，就会面临被调岗、边缘化，甚至被解聘的风险，23%的职场女性在婚育阶段会错失升职机会，这种隐形的生育成本，让很多女性不敢轻易生二胎。 这几年大家的观念也变了，经过多年的一孩政策，大家早就习惯了小家庭生活，更看重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再觉得“多子多福”，不少年轻人觉得，与其多生一个孩子委屈自己，不如集中精力把一个孩子养好。 后来翟教授也调整了自己的观点，2024年在相关论坛上，他也承认低生育水平有特殊因素，比如人口动态结构差异和已婚比例下降，还建议通过免费学前教育、多孩支持政策来应对人口问题。 其实他的预测偏差，也不是个人的问题，更多是没预料到这几年社会变化的速度这么快，没把老百姓的真实难处完全考虑进去。 说到底，人口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千家万户的真实日子。翟教授当年掷地有声的预测，最终没能实现，不是大家不想生，而是生不起、养不起、育不起。 从2015年到2024年，这十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生育意愿从来不是靠政策一放开就能提升的，更重要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敢生、愿生、能生。 如今再回头看2015年的那个预测，只能感慨一句，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太骨感，这波打脸，也算是给所有人上了一课，让我们看清了人口问题背后，藏着的千家万户的难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