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在去世前也感受到形势不对了，留给后人三句话，第一句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良心让狗吃了！第二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第三句是丢了毛主席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中南海见毛泽东主席的人一般都不准带武器，王震是少数里的特例，他被允许带枪见主席，这在开国将帅里很少见，这份特殊待遇是长期的信任积累出来的结果。 1925年王震还是铁路工人纠察队的小队长，就接到护送毛泽东去长沙的任务，从那次接触开始，两个人的交集越来越多，后来一路走过长征、延安到解放战争。 延安形势最紧的时候，王震把保住主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离得近、跟得久，王震对毛泽东的判断不止是感情上的敬重，更是长期观察后的服气，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毛主席很多想法说出来时不被理解，但过些年往往就被事实对上了。 1975年毛主席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时对欧洲内部松散、关键时刻不够硬的判断很直白，很多人当时不太认可，觉得欧洲经济强、技术好，不会像主席说的那样，后来欧洲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确实反应慢、意见散，王震回头一对照，越想越明白那份眼光的分量。 毛主席谈到日本时也点得很清楚，一个在军事和政治上受制于美国的国家，钱多也很难真正主导大局，这些年日本的现实处境摆在那，王震心里更确定，毛主席看的不是眼前热闹，而是结构和走向。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外部世界变化更快，东欧连着出事，苏联也走向解体，王震在病中看着这些消息，脑子里反复浮现毛主席早年的提醒。 让他更难安心的，还有国内思想领域的波动，《河殇》播出后引起很大争论，片子里对传统文明的否定力度很重，王震认为这种路子不是正常反思，而是在动摇文化根基，时间一长会把人心带散，他也因此更理解毛主席晚年反复强调要警惕“变色”，担心国家的凝聚力和方向。 同时他还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底盘上，在他的理解里，毛主席很早就提醒过，农村基础一旦垮掉，工业市场就会受影响，公有制也会跟着不稳，一旦贫富差距拉大，内部容易起冲突，外部力量就更容易趁势伸手，这套逻辑在王震看来不是学术讨论，而是国家能不能稳住的关键线。 1993年初王震在广州住院，身体已经很虚弱，但在临终前留下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反对毛主席的人作出严厉定性，第二句是说毛主席的判断比他们早了五十年，第三句是提醒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否则马克思主义者会走到困境。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去世，享年85岁，他最后的嘱托写给党、人民和解放军，但真正被反复提起的还是那三句硬话，把这些话放到今天再看，会发现它们仍然能让人回头思考方向、底线和根基这些问题。 本文首发于卖行家的小报纸。 参考信源：战史今日3月12日：王震将军在广州逝世(图)——新华网
